第37章（第1页）

我把十年的大门彻底敞开，任那么多极不友好的人士在里边东敲西打地盘查了一千多天。

对此，我深感骄傲，又深感遗憾。

骄傲的理由不必细述，而遗憾的理由却是那些人不理解的，但一切真正的作家都懂。

一个作家，如果在一场民族大灾难中合情合理地做了几件值得深切忏悔的事，那该引发多少刻骨铭心的精彩文章啊，实在是求之不得，但我由于父亲的原因连做那样的事的机会都没有，至今只能时时扼腕。

然而，&ldo;石一歌&rdo;事件总需要有一个了结。

我的了结方案是这样一个声明：

&ldo;石一歌&rdo;事件已经闹腾了整整五年，影响遍及海内外。

为此，本人要对这一事件的两个主角、三个配角，发出悬赏。

这五人中的任何一个，从本书出版之日起再顺延一百天，只要能出示我用&ldo;石一歌&rdo;名义写过任何一篇、一节、一段、一行、一句有他们指控内容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全年的薪金，作为酬劳。

同时，把揭露出来的文字向全国媒体公开。

如果仍然找不到，他们可以自行裁处，我绝对不会要他们忏悔。

这样的方案，总算够愉快的了吧?

但是，那天面对缠着白绷带、穿着旧制服的爸爸，我的心情发生了变化。

我怔怔地想，诽谤在中国，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而不是个人事件。

我个人可以宽恕诽谤者，但有谁来解救无数被诽谤者?按照常理，我是最不容易被诽谤的，因为我不属于任何社团机构，不跻身哪种代表委员，构不成和谁争权夺利，从不批判别人，从不参加争论，从不参加会议，还长期不在城市，不在国内，然而即便这样，还是遭到了那么多诽谤。

那么，中国还有多少更有可能被诽谤而无处讲理的人呢?

我细细回忆，当年我捧着一束白花站在爸爸的隔离室和叔叔的墓地中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当时，既不想报仇，又不想反击，更没有想到哪一天能够伸冤和平反。

最大的愿望，只想找到一个能够讲道理的地方。

我只想在那个地方说一句：事实并不是这样，你们也许搞错了。

那个冬天之所以寒冷，是实在想不出普天之下会有这么一个地方。

因此，我只能瑟瑟发抖、缩肩跺脚。

没有地方讲理，也就使得那位从甘肃写信来的造反派头头，以及&ldo;文革&rdo;中的其他大批判干将，没有机会听到别人讲理，也不知道世上还有那么多做人的道理。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

他们最后终于皈服了一些道理，却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人生代价。

时至今日，能不能让他们的后继者们少付一些代价呢?那就需要为他们寻找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了。

我想，法院也许正是这样的地方。

我找鲍培伦律师咨询。

我问：&ldo;对于诽谤和诬陷，不作刑事案件起诉，而作民事案件起诉，有可能吗?&rdo;

鲍律师想了想，说：&ldo;有可能。

但明明是刑事，为什么要违避?&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