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五十一章 困难的局面（第1页）

不久前，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詹天佑前往东北参加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会议，防止列强以护路为名夺取铁路。

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旧疾复发，虽然转回汉口医治，还是回天乏力。

武汉、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地随即展开了公祭活动。

上海的工商界借此机会也聚集了一回。

李谕与刘鸿生穿着一身黑西服到场，鞠躬献上鲜花。

一旁的张謇说：“眷诚（詹天佑字）乃国士，猝然离世，实在可惜。

听说他离世后，财产没留下多少。”

李谕说：“更可惜的是他未能完全施展抱负。

民国以来，政府根本拿不出太多资金投入铁路建设。”

张謇做过农工商总长，说：“上头简直一塌糊涂，交通总长动辄更换，而且左右不了财政拨款。

而能够筹得款项的农工商部，八年间换了接近十位总长，除了田文烈，每位总长任期平均不过六七月。

他们怎么可能拿出一套传承有序的法案保障建设？”

李谕说：“各方势力互相斗争，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虽然有所发展，根基却依旧脆弱，军阀一旦打仗，几乎一碰就碎。”

张謇叹道：“北洋政府拿不出钱，连教育投资都没有，何谈铁路。”

一直到1926年北伐，整个北洋政府执政期间，铁路通车里程仅仅3700多公里，每年250都不到。

即便如此，铁路还是北洋政府的摇钱树以及交通系官僚赖以存在的基础。

每年铁路盈余高达4000余万元，而北洋政府时期一年的总收入也就4亿左右，占了10%之巨。

除了铁路收入，北洋政府能够掌握的收入主要就是关、盐两税。

关、盐两税民初就已经被列强控制，税款需要存入外国银行。

征收、管理及支配权掌握在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核所手中，大多用于各种内外债的担保。

北洋政府只能得到还债后的余款，也就是所谓的“关余”

与“盐余”

。

讽刺的是，恰恰因为列强插手，使得各地军阀不敢轻易截留这两种税款，才使北洋政府可以仰列强之鼻息，得到一笔稳定而可靠的收入。

虞洽卿也到场，鞠躬献花后，走过来说：“诸位不必如此悲观嘛！

就我在上海总商会统计到的数据，工商界几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欧战期间，李谕先生多处布局，我们同样大力发展，整体实力估计至少在战前两三倍以上。”

他说的是实际情况。

一战前国内的工业企业也就700家，资本总额不超过4亿，工人总数不超过30万人。

经过几年发展，此时国内的工业企业数量达到了1700多家，资本总额也为战前的三倍左右，工人数量则达到了七八十万。

比历史上的数据好了不少。

这个增长率已经差不多是30%（历史上20%），绝对称得上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