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第1页）

然而，就在这掀动纸张的单调的声响中，我被激动了，我嗅到了历史的气息。

尽管是在那个畸形的时代，是在那个所有人似乎都变了一副模样的时代，巨大的星球仍在依然故我地转动。

而我们成千上万的科学工作者，那些忍辱负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仍在工作。

那一堆堆发黄的纸页中，无不闪耀着一颗颗艰辛地探索着的心。

应当把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代。

附录

我在唐山看到过另一些废墟中蒙难者的遗体，我在书中写道：他们显然不是死于砸伤或挤压伤，完整的身体上，留下了一道道疯狂抓挠的指印……是的，易于被灾难击倒的，恰恰是心灵胶着于灾难的人——无论他的“外壳”

是羸弱还是刚强。

灾难和厄运的力量之所以往往“强大”

，是因为它能慑服人的精神，把人类网入它的逻辑。

它能假人类之手，让人类自囚，自刑，甚至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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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蒋叔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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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8月，我正在南方采访，从唐山传来了蒋忆潮叔叔病逝的消息。

蒋叔叔是“七·二八”

大地震发生时唐山市的民政局长，后来曾担任市文联主席。

对他和他的夫人周桂兰阿姨，我怀有深深的感情。

在地震后的“非常的8月”

，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住在他们“家”

——先是苇席棚，接着是帐篷，后来是越冬的“简易房”

。

他们关心爱护我如自己的孩子，而且，从那时起，蒋叔叔就已和我共同承担起了某种朦胧的“使命”

：他乐此不疲地，引我去结识一个个在地震中有着各种经历的唐山人，让我作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参加“送孤之行”

，还让我时常坐着他的那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车，在灾区奔波。

地震后的近十年里，他更是不间断地帮我搜集资料，并帮助我，对唐山进行长时间的追踪采访，激励鞭策我留下一部历史的记录。

悲痛中，我想起了蒋叔叔的许多往事。

这是一个豁然对待命运的人。

他是我父母的老朋友，从前在杭州工作。

“文化大革命”

中被冲击，处境艰难，遂决定举家北迁，到夫人的老家唐山去工作。

没想到，搬到唐山才两年，大地震就发生了。

后来他自嘲说，他是“在劫难逃”

：想躲避人祸，却没逃过天灾；但终究大难不死，成了“出土文物”

!

在唐山废墟上，他意外地看到我时，不禁失声痛哭，——但这是我见过的他唯一的一次落泪。

抹去泪水，他立刻恢复了我熟悉的乐观神态。

他是一个富有鼓动性的老宣传干部，在朝鲜战场上是举着铁皮喇叭“瓦解敌军”

的志愿军宣传站长。

此时地震废墟成了他的阵地，他穿上了我从身上脱下给他的一套“的确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