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第1页）
可是观察这个没趣的民族可有趣极了!
十六、在您的近作中，提到德国的种种，无非在展现不同面貌之同时，给我们带来一些省思，而我困惑的是，中国人和德国人，在民族性上是否有根本的差弄?（虽然西德的状况的确令人向往）（北投，马惠文）
答：您记得在《看世纪末向你走来》里提到我开车被警察开超速罚单，因为我在限制时速七公里的地方开着时速十公里?记得吗?然后您再想想曾振农那个把直升机降在市中心的事件，还有咱们民航局的反应，您说这两个社会差别不大?
您的问题大得足够写一本厚厚的学术论著（像许烺光写《中国人与美国人》一样），中德民族性的差异好像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做事讲究彻底完美，我们马马虎虎，他们干净整齐，我们比较将就。
这种基本人生态度的不同不只表现在生活细节，还表现在民族对历史，对问题的大事上，我在《世纪末》里多所指涉。
可以说，中国人是比较&ot;有趣&ot;、可亲的民族，德国人的认真使他们比较不可爱，但是坐德航要比搭华航或中国民航安全。
您知不知道，德国妈妈在孩子泻肚子的时候要他吃什么?香蕉!奇怪吧?
可是如果和移民社会美国人比，我倒觉得德国人和中国人比较相近，两者同样尊重权威，崇尚知识;同样的重男轻女（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该上大学，那么就是儿子，不是女儿;作家事洗碗洗衣的，却是女儿）;同样的男主外女主内（丈夫会每月拨一笔钱让太太支配家用，超过用度就得解释）;同样的注重家庭（上大学的孩子还由父母供给，放了假就回家，男孩子还不忘带一包脏衣服丢给妈妈!男人下了班就回家陪小孩，看电视，睡觉，没有人去什么卡拉ok酒廊的），同样的以自己的历史文化为荣（动不动背上一段歌德语录），两个民族相似的地方可能和差异一样的多。
我这当然是以偏概全，一个复杂的社会可能有很多个彼此矛盾的面貌，但是这样的综合观也有它的意义。
事实上，将来的世界可能不必再去区分，而以&ot;阶级性&ot;去重新组合，就是说，中国和德国和印度等等的知识阶级是一国，拥有相近的价值观与生活内容;各国的蓝领阶级又成一国，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同越来越小，真正的差异反在阶级之间，其实现在您就可以看见：一个台北的律师或电脑工程师，他的生活内容和所关心的题目可能与他在德国美国的同行相差不大，他与一个台湾布袋乡的盐民反而南辕北辙，不是吗?
十七、我一直很怀念您那篇《从泰国来的》，类似的文章在近年来很少见。
德国生活当然很美好，但这个国家也有很多问题，
不客否认，diezeit到bild-zeitung这方面报导随处可见，就是不见于大作中，您真的认为到法院去听一次审判‐‐即使对德国人而言也穷极无聊‐‐就能窥见司法清明吗?您在德国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个可发挥的题目，恐怕不只是&ot;坠入情网&ot;而已。
当一个专栏作家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时，他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散布种族主义，加深自己同胞的自卑感。
（台北，黄瑞明）
答：嘿，慢一点!德国这个国家的许多&ot;问题&ot;不见于我作品中吗?您大概没读《看世纪末向你走来》这本书吧?里头&ot;问题&ot;多得很，尤其着重日尔曼人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态度，您不妨看看。
如果您不满意的是我对德国人的批判不够尖锐，那我倒欣然承认，是的，我对德国我不喜欢的现象，下笔还是温和些，远不如我对自己同胞的严厉，您要问为什么，这样说吧，如果有一个住在台湾的德国作家给德国的媒体写文章，文章里经常&ot;尖锐严厉&ot;地批评台湾的一切，给德国的读者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那不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作法，他有批评，为什么不直接说给当事人听?我的考虑也在这里：对德国人有所批评，我应该用德文写给德国的媒体，让德国读者看见，而不是用他们不懂的中文写给中国读者看，背着人说他的话语，有什么意思?
譬如您欣赏的《从泰国来的人》就是在柏林dietaz以德文发表的，德文版还在中文版之先。
我还准备写一篇关于德国知识分子的偏狭傲慢的文章，用德文，给德国媒体，让德国读者看。
到法院去听审判，您觉得是&ot;穷极无聊&ot;的事?我却觉得每一场庭审都是最鲜活的人生悲喜剧，可能悲剧多于喜剧。
人在法网里挣扎，像一只被缠住的小虫。
您精通德文，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吗?相信我，听审判绝不是&ot;穷极无聊&ot;的。
我并没有说，从一两场审判就看出德国司法&ot;清明&ot;，您别把我没说过的话算到我头上。
《仲裁者还是审判者》一文的主题应该很清楚，从德国法庭上法官和善礼貌的态度，从法庭口字形的桌位布置，从法庭平高的地板，可以看出，德国法官的角色比较是一个仲裁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青天大人审判者。
这也恰巧是台湾司法界正要进行的改革项目之一。
至于您说我&ot;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ot;，对不起，第一，我观点不仅只于刘姥姥观点，大概有足够的读者可以反驳您，我就不必了;第二，您不知道，刘姥姥观点可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她的眼光清新，任何在别人眼中早已见怪不怪的现象，她却能用洪荒初始的眼睛看出其中的新奇、惊讶。
黄先生，一个作家若是失去了这种新奇、惊讶的能力，他也就失去了创造的可能，我希望永远保有刘姥姥的眼睛呢!
我的文章加深了自己同胞的自卑感?
不会吧!中国人的自卑感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成为民族的负担，已经快两百年了，您别把我说得太重要。
我们且先不说中国人，只说台湾人吧。
台湾人自己可以出国旅游，打开电视有几十个国际频道，他有自己的眼睛看外面的世界。
我想今天台湾的读者自己可以决定接不接受我文章里的观点，因为他可以将我的观点与他自己的见闻印证，还可以与许许多多其他作家的观点比较，看了我的文章而决定兴自卑感或自豪感，其实是他的事，不是我的。
我只能对我自己负责‐‐在我的知识与智慧范围内作最减实的表现‐‐那接收的一方，各式各样的读者，怎么依他个人的体质消化我的东西，你觉得我管得着吗?
十八、您对《野火》时代的台湾到最近《看世纪末向你走来》的台湾，有何看法上的转变?劳要经营台湾，你心中可有具体的理想蓝图?（台北，朱小姐）
答：简单地说吧!《野火》时代的台湾需要的是破坏，《世纪末》的台湾需要的是重建。
当年的台湾社会反而比较有社会共识‐‐大家都或多或少体认破坏的必要，把腐朽的老建筑拆下来。
重建比较麻烦，重建的蓝图人手一本，各说各话，缺少共识，而共识却是社会往前走不可或缺的一种凝聚力，老实说，我很为台湾的缺乏&ot;敌情意识&ot;忧心，它真的在扮演天真可爱小白兔的角色和老虎去游戏，它以为卡通老虎是可以有&ot;善意&ot;的，而且吞进去的小白兔可以再吐出来。
这种天真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玩，十年前，当然没想到这会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