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第2页）

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讲述故校长、院长兼恩师蔡元培的生平、特别是上海沦陷前后一段经历时，泪如雨下，几度哽咽而不能语。

此时中国的抗战正陷入低潮，日军攻势凌厉，中国东部最丰腴的国土尽失，国际社会无一援手。

国民政府几乎陷入外无救兵、内无粮草的绝境。

蔡元培去世，令迁往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同仁心头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追悼会后，傅斯年与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均流露出&ldo;树倒猢狲散&rdo;的悲情。

当时在座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兼秘书长郑天挺事后颇为感慨地语人：&ldo;孟真、济之皆目前国内一流的学者，尚且如此，真是国家学术机构之不幸。

&rdo;

当然，作为幸存者，不会真的因蔡元培这棵大树的倒掉而四散湮灭，每一个具有血性的中华儿女都深知，在如此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只有一条路可供选择，这就是咬紧牙关挺过艰难的时局，积蓄力量，与中国军民一道实现战略反攻，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为使中央研究院各个系统不致因其缔造者蔡元培去世而在战火中瘫痪，院长继任人选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个时候，中央研究院还没有后来的院士制度;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在蔡元培、杨杏佛、傅斯年等人的努力下，创立了一个评议会作为全国最高学术评审机构，这一机构除负责联络国内各研究机关，决定研究学术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合作互助外，还握有推举院长候补人的权利。

评议会以院长为议长，设秘书一人，负责日常事务。

评议会的评议员以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所长以及重量级的研究员为当然人选，另有部分知名大学教授和教育、科学界杰出人士组成--这便是中国院士制度的雏形。

按既定章程，中央研究院院长产生实行&ldo;提名制&rdo;，即由该院评议会通过聘请的评议员以投票方式，选出三位候选人呈报国民政府，由政府最高决策者从三位被提名的候选人中圈定一人，有幸被圈定者，就是合法的中央研究院院长。

1940年3月中旬，评议会秘书、地质学家翁文灏在与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任鸿隽，前总干事朱家骅，教育部长王世杰等人沟通后，呈报国民政府批准，召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评议员赴重庆开会，选举新一届院长。

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与著名学者傅斯年、陶孟和、李济、竺可桢、李四光、丁西林，以及西南联大的蒋梦麟、周炳琳、陈寅恪等人接到通知，纷纷向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云集而来，每个评议员都渴望自己看好的对象能够当选。

鉴于复杂的政治人事关系，由谁来坐中央研究院第一把交椅，评议员们皆心中无数。

即使是神通广大、霸气十足，具有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对此次选举前景究竟如何，也是雾中看花，不甚明了。

有人主张既然蔡元培是由北大校长转为大学院和中研院院长，现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就应该名正言顺地继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对郑天挺试探性地说：&ldo;看来这次梦麟先生应当出来了。

&rdo;郑天挺深知此事远没有如此简单，不置可否。

果然不出所料，到达重庆后，有相当一部分评议员并未把蒋梦麟放在眼里，反而&ldo;谈到此事，都说（胡适）先生一票不可少&rdo;。

身为评议员的学界重量级大腕、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主任、西南联大历史和中文两系合聘教授陈寅恪公开放言：&ldo;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适先生一票。

&rdo;按照众评议员的私下议论，时正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得了头彩，属于担任院长的最佳人选。

只是，同中国所有地方的官场一样，由于各方面的明争暗斗，导致选举事项横生枝节，顿起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