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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一早，我被门铃声吵醒。

等我披上大衣，奔出卧室时。

见里昂已下楼去开门了。

里昂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他一般在清晨五点结束排练。

从我醉醺醺闯上他的门那天傍晚，他决定搬过来同我做伴，直到王阿花从旧金山回来。

在寒冷广漠的空间里，我们大致谁也碰不见谁，“做伴”

是抽象的。

我将头探出窗口，看见楼下停了辆深红色的车。

一个穿米色风衣、戴黑色长围脖的高大身影正踱着步。

我一下子醒得十分彻底——这个高大男子是安德烈。

里昂把他领上楼来。

在楼梯上就听见他们在交换姓名，相互自我介绍。

然后安德烈说：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开个室内网球场啦！

……

安德烈上来拥抱我。

我瞥见里昂避开眼睛。

他说他正在通电话，就不陪我们了。

安德烈问：这就是你跟我提到过的音乐家里昂吗？

我并不记得我跟他讲到过里昂。

我听见里昂在海青的画室里继续通电话。

随口应着安德烈：是，就是他。

我看出安德烈还想问什么，但克制住了。

因为我在搬家前告诉他，我的室友叫王阿花，是个女画家。

我见安德烈开始解围脖，便说：在这房子里，你不该减衣服，是该添衣服，一个冬天的寒冷都库存在这儿。

我到灶前去点火。

这里煮咖啡的方式很落后，我让安德烈耐心些。

他前后左右地跟着我，似乎这么空荡荡的大屋，他不紧跟我就会失去我。

他解释他突然到来的原因：他昨天晚上发现一张航空公司赠送的机票马上要过期，便当即乘了去机场的地铁。

他说那时已是半夜一点，他无法和我通电话。

他打算早晨到了芝加哥再通知我，而他在机场一连打了两小时电话都打不通：我这边始终是忙音。

他便去租了汽车，直接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