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第1页)
我的小说之门似乎就是这样洞开了。
这一年,我写了第一篇小说,当然是写在日记本上的。
我写的是一个高度近视的老人走错厕所的故事,杨朋友看了,认为不错,建议我改一改投给南京的《青春》杂志。
我改了,投了,像投进了苍茫大海里,杳无回音。
尽管如此,却并不气馁,依然“潜心创作”
,大有点痴心不改、乐在其中的意味,以致荒疏了学业。
我的学习本来功底就不厚,学习都是临时抱佛脚,当急救包用的,用完就丢了,没有在根本上做治疗,创口还在那儿,而且在越来越大。
到了毕业前,我的专业课成绩在班上几乎落到了最后几名,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会写小说”
。
那段时间,写小说成了自我欣赏甚至鄙视专业的一面镜子,极大地满足了我青春的虚荣心、反叛心。
但其实那时写的所谓小说,都是一堆狗屁不通的垃圾。
真正有点感觉是到1986年,我看了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青春小说”
《麦田守望者》,我的第一感觉是,它像一个反叛青年的日记,第二个感觉——我觉得我应该像以前写日记一样地写小说。
绕了一大圈,原来小说可以像日记一样地写!
这个发现给了我热情和力量。
于是我回到了过去,回到一个人喃喃自语的状态,就这样折腾出了一个近两万字的东西,我给它命名为《私人笔记本》。
先投给《福建文学》,退了,但编辑觉得是个好东西,退稿时专门附了信,鼓励了我,还客气地邀请我去他家玩。
我也去了,还带去了又一篇小说,但编辑看了觉得还不如《私人笔记本》。
就在这时,军区文化部在上海办了个文学创作班,给我们单位一个名额,由宣传科来落实人头,前提是去的人必须要带一篇小说。
当时我跟宣传科一名干事有些接触,他知道我在写小说,就安排我去了。
我带去的就是《私人笔记本》,当时负责办班的几位作家,像江奇涛、何晓鲁,看了我的东西,非常振奋,把我隆重地推荐给了当时很走红的作家,也是《昆仑》杂志社的编辑海波。
海波看了,也觉得不错。
到这时,这个东西和我才迎来了一线生机。
小说最后更名为《变调》发在《昆仑》1988年第1期——这就是我的处女作。
在此之前,海波把我列为他培养的重点作者,安排我参加了两次活动,一次在广东万山群岛,主要是读书、讨论;另一次是在北京昆明湖边,主要是写东西,关了一个月,写了一个中篇,即《人生百慕大》,也是发在《昆仑》上的,1988年的第5期,还得了《昆仑》杂志当年的优秀作品奖。
就是凭着这个奖,第二年我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军艺当时很火的,走出了莫言这样的大作家,以至当时有人在会上戏言道:军艺是作家茁壮成长的沃土,到了这里,你即使是一支筷子,也会长成一棵竹子。
激动得我好像看见自己已经立竿见影、苍翠欲滴了。
但是两年后,当我离开军艺时,我觉得我还是一支筷子。
换句话说,我在军艺没有打开门,但也没有关上门。
我的小说之门自打开之后,似乎就关不上了。
既然关不上,就死命地打开它吧,打不开也要打。
这是多年来我听到自己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告诉了我小说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