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第2页）
庚辰本将引文中&ldo;此书开卷第一回也&rdo;一段列入了正文第一回，程伟元即使没有看到过甲戌本，单凭&ldo;作者自云&rdo;&ldo;撰此《石头记》一书&rdo;这句话也可以得出&ldo;小说本名《石头记》&rdo;的结论，程伟元的这个常识恰恰来自脂砚斋的评语，而不是相反。
欧阳健先生对上述脂批的误读，还表现在他认为&ldo;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rdo;这15个字&ldo;显然是后来所添加&rdo;，他的理由是：曹雪芹是小说的&ldo;最后的定稿人&rdo;，&ldo;出则既明&rdo;四字直承前文&ldo;分出章回&rdo;，&ldo;语意十分连贯&rdo;，而&ldo;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rdo;一句是在&ldo;前一句话尚未说完的情况下&rdo;&ldo;忽从中添加&rdo;的。
欧阳健先生还引用了郭树文先生对其判断作完全肯定和赞赏的评论：&ldo;这鉴赏感知敏锐细致，辨析鞭辟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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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欧阳健先生在下论断时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他误认为曹雪芹是小说的作者。
由于小说真正的作者是曹頫，那么曹雪芹就不可能是小说&ldo;最后的定稿人&rdo;，因此&ldo;分出章回&rdo;之后当然不能紧接&ldo;出则既明&rdo;，因为&ldo;最后定稿&rdo;的情况还没有说明。
第二，正因为欧阳健先生误认为曹雪芹是小说的作者，所以他没有认识到&ldo;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rdo;一句是对小说源流的恰当说明，并非忽然添加，他没有认识到只有在这一句之后才可能&ldo;出则既明&rdo;。
由此而论，欧阳健先生对甲戌本独有的&ldo;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rdo;一句所作的判断是错误的。
进一步说，如果脂砚斋就是曹頫，那么这一句脂批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而甲戌本的《凡例》，恰恰就是作者兼评者的序言。
&ldo;元春是石头的后身&rdo;辨
庚辰本第十七至十八回写道：
元春入室更衣毕，复出上舆进园。
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景象，富贵风流。
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若不亏癞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能得见这般世面。
本欲作一篇《灯月赋》、《省亲颂》，以志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别书的俗套。
按此时之景，即作一赋一赞，也不能形容得尽其妙;即不作赋赞，其豪华富丽，观者诸公亦可想而知矣。
所以倒是省了这工夫纸墨，且说正经的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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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先生读到这一段脂本特有的描写后，议论说：&ldo;最令人诧异的是，脂砚斋有时还将元春看作石头的后身……此段行文，纯从元春的所见所思角度落笔：她先是看到这说不尽的富贵风流，于是&lso;自己回想&rso;起当初在大荒山青埂峰的凄凉寂寞。
于是乎，贾元春也成了石头的后身了，岂不怪哉?……其实，全段一气呵成，&lso;只见&rso;也好，&lso;回想&rso;也好，&lso;本欲&rso;也好，主语都是元春。
庚辰本同回叙元春赐名题诗之后，还向诸姊妹笑道：&lso;我素乏捷才，且不长于吟咏，妹辈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责，不负斯景而已。
异日少暇，必补撰《大观园记》并《省亲颂》等文，以记今日之事。
&rso;益加证明上段之欲作《省亲颂》云云，正是元春的内心活动。
&rdo;[15]
欧阳健先生在这段议论中又引用两条既未署名也未标记干支纪年的批语，一条是：&ldo;如此繁华盛极花围锦簇之文，忽用石兄自语截住，是何笔力，令人安得不拍案叫绝?&rdo;另一条是：&ldo;自&lso;此时以下&rso;，皆石头之语，真是千奇百怪之文。
&rdo;他认为这两条批语是&ldo;为了&lso;防止&rso;读者的误会&rdo;（按，指&ldo;将元春看作石头的后身&rdo;），进而得出脂砚斋&ldo;颠倒错乱&rdo;的结论。
很遗憾，&ldo;颠倒错乱&rdo;的恰恰是欧阳健先生自己。
&ldo;最令人诧异的是&rdo;，&ldo;鉴赏感知敏锐细致，辨析鞭辟近理&rdo;的欧阳先生竟然会发出这样&ldo;颠倒错乱&rdo;的议论。
首先，我们能确证这两条批语的确是脂砚斋所作吗?正确的答案是&ldo;不能&rdo;。
那么，我们能确证这两条批语肯定不是脂砚斋所作吗?正确的答案是，如果脂砚斋就是曹頫，那么这两条批语肯定不是他所作。
因为曹頫本人没有必要在此自吹自擂，而其他具有相当艺术鉴赏力的评点者则可能对此发出由衷的赞叹。
如果脂砚斋不是曹頫，那么我们无法确证这两条批语一定不是脂砚斋所作。
如果这两条批语一定不是脂砚斋所作，加批者为什么要主动防止读者的误会呢?难道这两条批语所作的判断不能根据小说文本自然而然地得出吗?我认为，这两条批语是对小说恰当的评价，也符合我的观感;而且，单从批语的字面上看不出加批者有任何故意防止读者误会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