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第1页）

此时恰逢黄得功、高杰争扬州，史可法早早离宁，马士英、阮大铖一伙便无所顾忌地将&ldo;顺案&rdo;扩大化。

&ldo;顺案&rdo;中一个关键性人物是：周钟，这位复社领袖、1643年殿试状员在北京陷落时仿佛看到了改朝换代的气象，向进城的&ldo;马上天子&rdo;献&ldo;劝进表&rdo;，其中写道：&ldo;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

&rdo;（《洪业》，第91页）此种背叛行为对朝中&ldo;君子党&rdo;打击甚重，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抓住不放，将&ldo;顺案&rdo;扩大成对南明朝中东林、复社势力的清洗，而&ldo;君子党&rdo;为求自保，想到寻求军阀支持，这又成为左良玉移兵东进的一根引线。

弘光皇帝也惹上了麻烦，他先后陷入&ldo;童妃案&rdo;和&ldo;假太子案&rdo;的泥潭。

&ldo;童妃案&rdo;中，弘光对一个自称是他失散的爱妃避而不见，而且在朝中很多人相信这个女人的说法时慌忙将她处死，这使人有些怀疑弘光皇帝是否真是那个叫朱由崧的福王。

而南京城破前3个月忽然又冒出个&ldo;明太子&rdo;，引得满城人心动荡，文武官员也不知如何是好，虽然&ldo;太子&rdo;被押了起来，可谁也不敢如收拾童妃似的干掉这&ldo;太子&rdo;。

这些事闹得沸沸扬扬时，扬州陷落了，史可法殉国，清军在那里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1645年6月3日弘光偷偷逃离南京，恐惧的百姓冲进监牢，找出&ldo;太子&rdo;，在戏班子的行头里寻了件龙袍套在他身上，便拥着&ldo;太子&rdo;登基，仿佛这样就安全了。

6月4日马士英出逃，大势已去，钱谦益、赵之龙和王铎只得组个班子，讨论投降事宜，6月8日他们带着一朝文官在首府门外列队欢迎多铎的到来。

逃走的弘光最终被叛将出卖，押回南京。

6月18日晚上他被带到灵璧府邸，那里多铎正举行宴会，他被有意排在同样被俘的&ldo;太子&rdo;下座，听着多铎的挖苦，弘光&ldo;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

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

&rdo;（《洪业》，第200页）之后他被押往北京，第二年便被秘密处死。

至于那位&ldo;太子&rdo;，据说也在次年与一些被义军利用的明皇子们一道被处决了。

诗人阎尔梅曾致信史可法，在信中表态说：只要史公一展忠信之旗，纵是文弱书生的他，亦能&ldo;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

&rdo;（《洪业》，第172页）等南明政权崩溃后，救国重任似乎真压到了这些信誓旦旦的书生肩头，不过他们依然坚信：只要说出忠君爱国的道理，足以唤起无数义士和义民。

在组织民间起义的书生心中，所谓&ldo;义士&rdo;起码是读过些圣贤书的地主、乡绅，他们在地方上既有很强的号召力，又十分尊重读书人，能够听从书生指挥，个个愿意毁家纾难，匡复社稷。

所谓&ldo;义民&rdo;，则都应当是些朴实的庄稼汉子，这些人自觉地跟在&ldo;义士&rdo;身后，如思归的群鸟，成片、成片汇聚到复明的大旗下，同仇敌忾，索还江山！

可当书生真得拉队伍起誓时，却发现聚来的&ldo;义士&rdo;多是一些无法无天、铤而走险的亡命徒，或是顶着不知道多少条人命官司、罪大恶极的罪犯，书生本来就怕这号人，现在竟要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心先凉了半截。

复社领袖杨廷枢的困惑典型反映出书生的矛盾心态，当太湖地区的反清武装邀他入伙时，&ldo;他问他们怎样得到给养，他们回答说：&lso;取自百姓&rso;。

杨廷枢说：那样的话，你们就是强盗，那还有什么正义可言？&rdo;（《洪业》，第209页）

同时，书生虽然活动于历来富庶的江南地区，但到明中晚期，随着国家逐渐陷入危机，江南的赋税愈渐沉重，至17世纪20年代，地方上的&ldo;义绅&rdo;就常和社会下层联合起来，抵制中央政府的税赋杂役，他们态度强硬，手段狡猾，与书生心目中的&ldo;义士&rdo;大相径庭，倒更象是些刁顽奸商。

可是就连这种上下串通的行动到明末也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长期聚积的阶级仇恨的总暴发。

作为鱼米之乡的江南随着经济发展，比粮食作物获利更多的经济作物受到普遍青睐，大批优良水田腾出来种棉花，江南消费的大米反要从湖广地区输入。

再后来，由于种棉对地力破坏很大，再者江南手工业发展迅速，于是连棉花也多由北方输入。

江南经济呈现出商品经济的性质，这给当地乡绅地主、商人带来大笔收益，甚至社会富裕阶层中又要分出许多个等级，在17世纪30年代，&ldo;&lso;大家&rso;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lso;中家&rso;约100万两，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

&rdo;（《洪业》，第211页）

可就在江南富豪富中称富之时，江南穷户则出现了贫上加贫的现象。

由于赋税加重，支撑不起的农民便把土地交给可以免除赋税的庠生，自己成为其佃户，这种避税方法被称之为&ldo;投靠&rdo;，农民减轻了一些直接压力，却强化了社会中私人依附关系。

那些不愿&ldo;投靠&rdo;的农民往往破产，生活窘困，沦为长工，被社会看作是&ldo;贱民&rdo;，不得科举，不能和普通百姓通婚，犯了罪还要受更严酷的惩罚。

进而，有些养不起孩子的父母把子女送到大家豪门，成为其仆人，年景不好时，甚至许多大男、大女也自卖为仆，这些人中混成有权有势的高级家奴的是少数，大多数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

到了17世纪，&ldo;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lso;卖身&rso;或&lso;投靠&rso;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

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rdo;。

（《洪业》，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