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第2页）

据航空专家讲，三叉戟&ldo;1e型&rdo;已装有&ldo;黑匣子&rdo;，这使对飞机失事的调查缺少了许多宝贵资料。

其实早在许大使到达失事现场之前，&ldo;黑匣子&rdo;和飞机上的一个发动机已被苏联人取走了。

就在许大使离开现场不久，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又来到坠机现场，挖开墓穴，割下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架起大锅煮烫去皮后带回莫斯科（苏联保存有林彪1938‐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

回到乌兰巴托后，许大使立即向外交部做了汇报，根据国内指示就尸体和遗物索要工作继续与蒙方交涉。

中方急切的态度引起了蒙方的疑心，蒙方要求中方提供死者的姓名和身份。

为了防止蒙方要价，许大使奉命停止了外交交涉，并派孙一先带着有关资料返回国内汇报。

我的姥爷孙继述

小时候，姥爷在我的记忆中很遥远。

我在南国广州，对远在东北沈阳的姥爷只有一个浅浅的印象。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母很少提及他，只知道沈阳的姥爷生活低调，长期赋闲在家，但有知识，手很巧。

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经济和科技尚不发达，姥爷给我们寄来了自己制作的矿石收音机。

那用硬纸板压出的弧形机壳，用红色电线做出的刻度盘，犹如一件工艺品，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着实让我们这些外孙们惊诧不已且爱不释手。

到了60年代，姥爷又给我们寄来了用塑料肥皂盒做的半导体收音机。

1968年我参军入伍，正值文化大革命，按部队规定，战士是不允许使用半导体收音机的。

可是我太喜欢了，于是，我采取瞒天过海之术瞒过连长的检查，将这个冒充&ldo;肥皂盒&rdo;的半导体收音机带到了连队。

尽管当时不便使用，但它却在我的行囊中伴随了我的军旅全程。

长大了，我逐渐对姥爷有所了解。

记得是1979年3月上旬，我恰从广州回京探亲。

父亲刚刚解除审查回家的第四天，有人来访，我去开门。

见门口站着一位身着军装、略显福态、慈眉善目的老人，旁边还有位清瘦的女同志。

他们用浓重的东北口音问到：&ldo;这是孙辛女儿家吗？你是孙辛什么人？&rdo;谁是孙辛？我一时愕然！

后来我得知来访者是军委炮兵副司令高存信伯伯和夫人白竟凡阿姨。

他们不仅是父亲在冀中军区的老上级，也是延安时期与姥爷同在&ldo;东干队&rdo;的领导。

从那时起，我知道了姥爷曾经使用过两个名字，参加革命前叫孙继述，参加革命后叫孙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