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第1页）

中国人大改革新动向

早些前，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张春生就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人大代表构成中，老板数量不能多，官员代表数量也不能多。

这番话尽管没有引起媒体多大的关注，但值得仔细考量，它既反映出中国人大代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也透露出了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层关于人大制度改革甚至是政治改革的一个方向。

就问题方面来说，近年来，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已经占了太重的比例。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基层的县、乡级人大，也存在于省级人大甚至全国人大。

这种现象的存在表明，人大制度的社会代表性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需要加以纠正。

就人大改革的方向乃至政治改革的方向来说，在今后一段时间，来自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大代表的比例应增加。

利益代表平衡成问题

尽管中国没有西方议会民主那样的代议制度，但利益表达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存在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中国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利益表达或政治参与机制。

从理论上说，各主要社会群体都应有自己的人大代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影响政府的决策。

的确，从表象上看，人大的确由各社会阶层的人士组成，但一旦落实到操作层面，利益代表往往是有问题的。

人大代表制度建立以来，一直就没有解决好人大的&ldo;社会代表性&rdo;这一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人大过重地体现出其阶级特性。

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是主体，因为从理论上说，工人、农民是中国的领导阶级。

但是这种代表构成并不意味着工人、农民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在&ldo;文化大革命&rdo;期间，人大制度基本上处于停止运作的状态。

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大代表中的知识分子代表遽然增多。

知识分子代表的增多表明这个社会群体更能把自己的利益反映在政府的政策中。

再者，这种变化也表明立法的需要。

立法需要专门的知识，知识分子当然就成为重要一员。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干部数量的增多。

在80年代，人大经常成为安置离退休干部的重要场所。

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在职干部也在人大系统任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非国有部门的兴起，企业家阶层尤其是私营企业家阶层开始在中国社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