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第2页）

对于奇谈怪论，&ldo;宽容大度&rdo;的国人历来的态度是：可以欣赏，但不必当真。

这么一来，名满天下的辜鸿铭，其实没有多少及真正的听众。

辜氏晚年自称京城一景，想来不无凄清落寞的感觉。

满城争说辜鸿铭，这与西山看红叶或动物园里欣赏&ldo;国宝&rdo;大熊猫，差别不是太大。

对于观赏者来说，有几人关心&ldo;观赏对象&rdo;的喜怒哀乐?

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一半缘于辜氏立意&ldo;惊世骇俗&rdo;的论述策略;另一半则只能归因于国人对于文人轶事持久不衰的强烈兴趣。

另外，辜氏著述大都用英文写作，这也妨碍国人的真正了解。

十年前，岳麓书社出版《辜鸿铭文集》，薄薄一册，收入其用中文写作的《读易草堂文集》和《张文襄幕府纪闻》，虽也有精彩之处，比如介绍西洋礼教习俗、批评国人之前倨后恭，以及品鉴人物分辨理势等，但远不及同时同社出版的轶事集《文坛怪杰辜鸿铭》行时。

沉寂了半个世纪的&ldo;辜鸿铭&rdo;，终于重新引起大众的关注，历来被作为落伍者描述的形象，开始呈现某种亮色。

但是，直到近两年，作为思想家的辜氏，方才逐渐浮出海面。

这种公众阅读兴趣的转移，很大程度应归功于辜氏著述中译本的陆续问世。

连载于《学术集林》的《中国札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牛津运动轶事》，海南出版社的《中国人的精神》，再加上黄兴涛所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国人对于辜氏的关注，开始超越&ldo;轶事&rdo;，转向&ldo;精神&rdo;。

用英文、法文向欧美介绍中国文化，辜氏前有陈季同，后有林语堂。

有趣的是，被我扭到一起的&ldo;三剑客&rdo;，都是福建人‐‐尽管辜氏只是祖籍福建。

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辜氏也曾提及陈季同，但没有涉及其名满欧洲的《中国人自画像》等法文著述;至于林语堂30年代之喜欢谈论辜氏轶事，以及《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之追摹《中国人的精神》，足证辜、林之间的文化因缘。

辜鸿铭的学术生涯，以严厉批评西方汉学家起步，并非偶然。

首先是充满民族歧视与文化偏见，其次则是缺乏对于中国人&ldo;文学和哲学原则&rdo;的整体把握能力。

前者衍化出一系列&ldo;抗议型&rdo;著述，最著名的莫过于1901年结集的《尊王篇》。

谴责列强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八国联军的残暴与野蛮;与此同时，为中国政府以及中华文明辩护。

作为受害者，辜氏的抗议确实&ldo;理直气壮&rdo;;可闭口不谈庚子事变中满清朝廷的责任，实在说不上公允。

为了批驳列强作为侵略依据的&ldo;黄祸说&rdo;，辜氏重新分辨&ldo;文明与野蛮&rdo;：生活水平只是构成文明的条件，而不是文明本身;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培养彬彬有礼悠然自在的有教养者。

在这个意义上，黄种文明并不构成对于白种文明的潜在威胁;而且，有其同样值得骄傲的存在价值。

随着危机的缓解，辜氏对于中华文明的评价日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辜氏的立论更是由&ldo;争平等&rdo;转为&ldo;救世界&rdo;。

借用《中国人的精神&iddot;导论》中一句话:&ldo;实际上，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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