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第1页）

牛兰夫妇返回祖国后的命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有人认为牛兰在中国期间与托派有来往，并由此推断牛兰夫妇回苏联后很可能九死一生。

事实上，牛兰夫妇后半生的生活是平静的，而且一直没有停止工作。

1943年至1948年牛兰曾担任苏联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部长，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职务。

此后他的工作岗位总是与中文有关，曾在两所大学的汉语教研室搞研究工作，一直到1963年病故。

牛兰夫人于1964年病故前则一直从事她喜爱和擅长的语言研究和翻译工作。

牛兰夫妇的儿子吉米1936年底回到苏联，在两所国际儿童院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944年回到莫斯科与父母团聚。

二万美金的政治交易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呢？牛兰案件结束了，但这个交易线索却无法割断，结果却导致佐尔格在中国工作的结束。

因为在这次交易背后，无形中留下了佐尔格情报组织和国民党&ldo;中统&rdo;特务组织藕断丝连的关系，也等于将他们的组织暴露在&ldo;中统&rdo;的视线之内。

种种迹象表明，交易前的种种分析只是一种乐观估计，特务己开始跟踪、寻找他们。

为安全起见，莫斯科中央总部希望情报组织主要人员撤离中国。

当时佐尔格坚持要留下来继续工作，直到别尔津来电，告诉他中央对他有另外的安排，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中国。

在被召回莫斯科，结束他在中国的工作时，佐尔格曾无限留恋地说：&ldo;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rdo;

佐尔格、方文、柳忆遥、肖炳实同时撤往莫斯科。

方文小组只剩下一个陆海防，因他未参加营救牛兰夫妇，也对这项工作毫不知情，故无需撤离上海。

佐尔格情报小组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小组所收集的情报大部分通过哈尔滨取道海参崴，或经广州取道香港再转送莫斯科。

有好几份情报得到莫斯科总部的高度评价。

在短短的三年中，佐尔格和他们的战友们，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成员多达数百人，同时向苏联输送了数十名革命青年学习情报技术。

1933年底，佐尔格和克劳恩经海参崴回到了莫斯科，圆满地完成了在中国的情报使命。

在中国的三年，对佐尔格本人来说是个经受锻炼的大好时机。

离开上海时，佐尔格已是一位精通中国事务的专家、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了。

另外，他和克劳斯、安娜及尾崎秀实等人共同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这些经验对他们以后在日本的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

理查德&iddot;佐尔格回到莫斯科后，接受了苏军总参情报局局长别尔津将军的指示，于1933年9月抵达东京，组建代号&ldo;拉姆扎&rdo;的情报小组，开展对德、日法西斯的战略侦察活动。

仅在最后三年，佐尔格就向苏共中央发出了65420组密码，即3271万个字！

这些情报包括：日本侵华的绝密计划、诺门坎事件的军事部署、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计划、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谈判内容及德军在苏联边境集结情况、日本的汽油贮备量、日本不向苏联西伯利亚进军的情报……等等。

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一幅幅骇人照片及数字，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佐尔格在中国现场拍摄和记录下来，寄回当时的德国保存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