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第1页）

中国人从来都是十分勤劳的。

马戛尔尼说：&ldo;在整个路途上，我没有见到一块土地不是用无限的辛劳来加以耕作，来生产它能够生长的每一种粮食和蔬菜。

&rdo;&ldo;中国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

&rdo;（《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为了获得更大的收获，农民们挤在一块狭小的平地上，密集地进行劳动，精心选种育苗，进行精耕细作。

事实上，乾隆年间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巴罗则估计粮食的收获率高于英国，他写道：&ldo;在中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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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饥饿的盛世。

马使团的来访有力击破了马可&iddot;波罗以来一直流行在欧洲的中国富强说，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判断从此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马尔萨斯后来在《人口论》中用中国作为典型例子来论证人口无限制增长的可怕后果：

在一些国家，人口似乎受迫，人们习惯了靠尽可能少的食品生存。

在这样的国家一定曾有这样一些时期：人口不断增长，而生活资料却毫无增加。

中国看起来符合这种描述。

假如我们所得到的对它的描述可信的话，那么下层阶级的人民习惯于靠尽可能少的食物生存，并乐于食用欧洲工人宁死也不愿意吃的泛滥垃圾……这种境况下的国家必然会面临饥荒。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的，是中国政治上的贫困。

斯当东和巴罗都注意到：&ldo;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

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

&rdo;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

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中国政府高官中有许多胖子，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斯当东说，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

&ldo;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

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

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

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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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的强烈两极分化，中国人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

但是地球上其他国家并不都是这样。

斯当东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

&ldo;中国有一句名言：&lso;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rso;……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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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欧洲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产阶级迅速兴起与壮大。

中产阶级的兴起，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ldo;近代世界的许多变革，如英国的清教徒革命，法国大革命与19世纪的民主改革等，都与中产阶级的要求密切相关。

&rdo;随着他们力量的壮大，国王和贵族都不得不向他们低头。

巴罗说：&ldo;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

实际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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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

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

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说，财富永远受权力的支配，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为乌有。

&ldo;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申冤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