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第1页)
我可绝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来星期,至多不过十天,锡予先生忽然告诉我:我已经被聘为北京大学正教授兼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
前两者我已经不敢当,后一者人数极少,皆为饱学宿儒,我一个三十多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竟也滥竽其间,我既感光荣,又感惶恐不安。
这是谁的力量呢?我心里最清楚:背后有一个人在,这都出于锡予先生的垂青与提携,说既感且愧,实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
我做副教授任期之短,恐怕是前无古人的,这无疑是北大的新纪录,后来也恐怕没有人打破的。
我只能说,这是一种恩情,它对我从那以后一直到今五十多年在北大的工作中,起了而且还在起着激励的作用。
但是,我心中总还有一点遗憾之处:我没有能成为锡予先生的授业弟子。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
大概是1947年,锡予先生开&ldo;魏晋玄学&rdo;这一门课,课堂就在我办公室的楼上。
这真是天赐良机,我焉能放过!解放前的教授,相对来讲社会地位高,工资收入丰,存在决定意识,这样就&ldo;决定&rdo;出来了&ldo;教授架子&rdo;。
架子人人皆有,各有巧妙不同,没有架子的也得学着端起一副拒人的架子。
我自认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有没有架子,我自己不得而知。
但是,在锡予先生跟前,宛如小丘之仰望泰岳,架子何从端起!而且听先生讲课,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在当时,一位教授听另外一位教授讲课,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
这些事情我都不想,毅然征得了锡予先生的同意,成了他班上的最忠诚的学生之一,一整年没有缺过一次课,而且每堂课都工整地做听课的笔记,巨细不遗。
这一大本笔记,我至今尚保存着,只是&ldo;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rdo;了,有朝一日总会重见天日的。
这样一来,我就自认为是锡予先生的私淑弟子,了了一个夙愿。
锡予先生对我的关心是多方面的。
他让我从红楼搬到文科研究所的大院子里去住,此地在明朝是令人闻而觳觫的特务机关东厂,是专杀好人折磨好人的地狱,据说当年的水牢还有遗迹保留着。
&ldo;庭院深深深几许&rdo;,我住在最里面一个院子里,里面堆满考古挖掘出土的汉代砖棺,阴气森森,传说是闹鬼的凶宅之一。
晚上没有人敢来找我,除非他在门房打听得万分清楚:季羡林确是在家里,才敢迈步走进。
我也并非&ldo;季大胆&rdo;,只是在欧洲十年多,受了&ldo;西化&rdo;,成了一个&ldo;无鬼论&rdo;者,所以能处之泰然。
夏夜昏黑,我经常在缕缕的马樱花香中,怡然入梦。
当时的北大真正是精兵简政。
只有一个校长胡适之先生,还经常不在学校,并没有什么副校长。
一个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科研工作。
一个秘书长主管全校的后勤工作。
六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各设院长一人。
也没有听说有什么校院长联席会,什么系主任联席会。
专就文学院而论,锡予先生孤身一人,聘人、升职等等现在非开上无数次会不可解决的问题,那时一次会也不开,锡予先生一个人说了算。
大概因为他为人正直,办事公道,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娄子。
我们系里遇到麻烦,我总去找锡予先生,他不动声色,帮我解除了困难。
他还帮我在学校图书馆中要了一间教授研究室,所有我要用的书都从书库中提到我的研究室里,又派一位研究生马理女士当我的助手,帮我整理书籍。
室内窗明几净,我心旷神怡。
我之所以能写出几篇颇有点新见解的文章,不能不说是出于锡予先生之赐。
我的文章写出后,首先送给锡予先生,请求指正。
他的意见,哪怕是片言只语,对我总都是大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