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治无道德 1（第1页）

政治需不需要道德指引？权力需不需要伦理约束？目的能不能证明手段正当？强权是不是大于公理？国家理由是不是治国的根本依据？公共安全是不是统治的最高法律？权谋欺诈是不是从政的必要手段？有史以来的政治生活中，这是一些一直存在着的问题，也是人类迄今未能解决而仍被其困扰的问题。

一、强权政治理论

1.国家统一需要暴力，这就是逻辑

古希腊罗马人经常推崇的自由，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国家的自由，这不是说任何个人有自由反抗自己的代表者，而是说他们的代表者有自由抵抗或侵犯其他民族的自由。

现在路加城（意大利较早取得独立的城市）的塔楼上以大字特书“自由”

二字，但任何人都不可能据此而做出推论说那里的人比君士坦丁堡（今伊期坦布尔）的人具有更多自由，或能更多地免除国家的徭役。

不论一个国家是君主国还是民主国，自由总是一样的。

马基雅维里认为要统一国家，除他实行所谓的共和制外，他还强调实行强权，以实现他的统一天下思想。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对意大利几百年来的政治实验和当时激烈政治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自己实际从政经验的理论概括。

他对国家政治生活本质的赤裸裸揭露，扭转了当时人们对传统政治本质的虚假认识，把传统政治从伦理道德的阴影下成功地引导到权力上来，对于人们客观、正确地认识当时政治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世俗政治国家观正在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人们“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

，揭穿了传统政治伦理化的虚伪面纱，为当时反神学、反教会、反封建的战斗提供了思想武器。

古希腊的自然法传统与基督教神学结合在一起，为中世纪的政治制度或统治秩序提供了衡量合法性的全新标准。

这个标准一方面是神启的权威，另一方面就是臣民的同意。

就前者而言，由于教会与国王争夺管辖权中最终导致国王的失败而使这一标准得以强化；就后者而言，人们相信国王与臣民之间订立了某种契约，如果国王违背契约的话，人们就可以推翻其统治，由此形成中世纪著名的反暴政理论。

这两种标准在理论上孕育着近代宪法和法治的起源。

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中世纪的暴政理论马基雅维里或反暴政理论，这一自然法传统都认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取决于它是否符合一种永恒不变的、合乎自然理性的、将人类生活导向至善的自然法准则。

这种自然法准则与个体臣民的自我反省、判断和自由选择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由一种无限的神（本体论追求的终极产物就是对“神”

的信仰，如亚里士多德）或者基督神学中的“上帝”

所安排的，也就是说，作为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标准本身建立在一种内心确信或信仰的基础之上。

一旦这种信仰受到了质疑，统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也就随之丧失。

因此，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世界贸易的兴起导致中世纪神学的式微，这种依赖信仰而存在的合法性标准也就受到了人们的怀疑。

国家主权至上的观点开始出现，尤其是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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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远主编雅维里，他使国家的政治权威摆脱了伦理学之合法性的约束，与赤裸裸的暴力、欺诈和哄骗联系在一起。

于是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标准。

好在由于此时的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学，为人们提供了真理、客观性和秩序赖以存在的全新依据和获得真理、客观性和秩序的途径与方法——逻辑演绎和归纳，才使得原来的合法性标准在个体主义和国家至上的时代里经过全面的改造而保存下来。

古典自然法学家假设了一个可供推演真理的支点或前提，即自然状态和自然状态所依据的自然法，由此通过社会契约而推演出整个统治秩序和它所依赖的政治法律制度。

这样，统治权威的合法性一方面依据于人类通过订立社会契约的同意，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一些具有具体内容的伦理原则或自然法原则，这些原则被归结为保全生命、保护自由、财产神圣等“天赋人权”

。

这种合法性标准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获得了经典的表述：“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创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变得有损于这些目标，人们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创立新的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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