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第1页）

曼克卡尔（drankekar）在研究独立后的印度军队的历史时，也同样被允许查阅未经公布的档案；他让我从他的原稿中引用一份关键性的备忘录的内容，我向他表示感谢。

我试图理解双方在这一争端中是受什么因素支配的。

可以看出，有时候一方对另一方所持立场的误解，在加剧新德里和北京之间的分歧上是起了作用的。

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是比较清楚了。

我的意图只是叙述和澄清一桩历史事件；我认为这个事件是广泛地被误解了，而且当它发生的时候，我自己对之也有误解。

我无意于指责任何一方，而且确信，双方往往是认为自己的正直精神受到了伤害而采取行动。

这是看得出来的，当然这样做只能使冲突加剧。

本书中出现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状态。

这是由于我获悉边界争端的情况，在一方比在另一方方便得多。

印度就其政治上的工作程序而言，一定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公开的社会之一，而我为了写这本书进行研究时，这个好处使我得益非浅。

不过，在中印争端问题上，印度政府也许由于它的公开性已经吃了些亏，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

如果一个人仔细研究一个政府的公开言论和私下的（实际上是秘密的）态度之间的差别，那就不免使人们对它产生恶感。

尼赫鲁的对外公开的讲话数量是如此之多，因此他就特别容易被人加以前后矛盾的罪名，而他故意含糊其词的地方，也是一下就被人看穿的。

相形之下，就内部工作程序而言，没有哪一个政府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不公开。

在追溯中国的政策形成过程时，我除了公开发表的材料以外，没有别的可供查考。

公开的材料倒是非常丰富，不过，反映犹豫、前后矛盾、分歧以至表里不一的证据自然是完全找不到了，而在印度的政府和军方内部磋商的记录中这种证据有时是显露出来的。

因此，谁在北京有象我接触印度的记录那种条件，那么中国的政策大概看起来不会这样前后一致，也恐怕不会这样讲究实效。

也许将来研究这些事件的人们能够纠正本书中的不平衡状态，他们手头有了更充分的文件材料，将会发现我的叙述上的不足之处和解释上的差错。

我能够有机会用将近两年的时间来写这本书，要感谢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学院，特别是它的主任菲利普斯（chphliips）教授，他的关心、鼓励和建议对我是极其可贵的。

我要特别感谢的其他人士有：罗纳德&iddot;西格尔（ronald

segal），在有关本书的许多事情上给我鼓励，向我提出意见；斯&iddot;戈帕尔（sgopal）博士虽然他肯定将完全不同意这本书的见解，但是鼓励我写这本书的热情从未因之而减弱；迈克尔&iddot;布里彻（i插el

brecher）教授严肃认真地读了原稿；阿尔斯太尔&iddot;蓝姆（alastair

lab）教授也读了原稿，对我很有帮助，并让我引用了他没有发表的一篇关于阿克赛钦的论文；约翰&iddot;肯尼思&iddot;加尔布雷思（john

kenhgalbraith）教授根据他本人对这些事件的直接了解，指出了一些细节和着重点上的毛病；多萝西&iddot;伍德曼（dorothy

woodan）女士允许我引用她写的《喜马拉雅边疆》（hialayan

frontiers）中的一些新材料；库尔边普&iddot;内雅（kuldipnayar）让我预先读了他写的《两线之间》（beeen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