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第1页)
李鸿章颇望曾国藩领导此一运动,曾氏自谓洋务未曾谙究,性复谨饬,谦退不遑。
两年余来,李与外人朝夕共事,西情认识益明,益知欲图自强,必须学西人制器之器,欲学其制器之器,必须变通旧章。
一八六四年致书恭亲王,发挥他的主张,议论更为透彻。
原书略云:&ot;泰西各国,明于制器尚象之理而得其用,所凭藉以横行海外者,尤以轮船与火器为最。
……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土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知细心,以故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
无事则嗤外人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
其演习之弁兵,使由而不使其知;其创制之员匠,则举国尊崇之,而不以曲艺相待。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其故何由?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
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
洋人则不然,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宦,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故其祖父习是器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通而后止。
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
日本君臣发奋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研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
……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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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八四三年耆英曾自广州乘船去香港。
所谓制器之器就是机器,初意在制造枪炮弹药。
第二年太平军大致弭平,李进而论及机器与民生经济的关系,谓&ot;西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原不专为军火而设,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ot;。
左宗棠留意海外之事,始于鸦片战争。
及进军浙江与法人接触,对于西洋军事所知愈多,已有仿习之志。
太平军平定后,复因法人的启迪,建议中枢,罗致人才,筹措经费,以制造轮船,整理水师。
&ot;泰西巧,中国不必安于拙,泰西有,中国不能傲以无。
&ot;&ot;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以实。
谓我之长不如外人,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ot;,何况&ot;善因者究易于善创&ot;。
四、冯、郭的见解
乾、嘉时代的学者,多致力考证与理学。
道光后期,士风渐变,先是注意到国家的内在危机,继复注意到外来的祸患,认为必须有所更张,取人之长(见77-79页)。
英法联军之役,给予知识分子的影响尤大,对于洋务的认识日益深刻。
冯桂芬(一八〇九至一八七四)、郭嵩焘(一八一八至一八九一)为代表人物。
冯桂芬早年受知于林则徐,咸丰末年,避难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