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第1页）

（一）汉末道教形成的因缘

如要了解两汉道家的学术思想，如何一变而形成道教的原因，必须要留心春秋、战国到秦、汉以来政治与社会的演变趋势。

当战国时期，由六、七百年来的周代政权与封建政治制度，因为历史现实环境的影响，与文化思想的转变，春秋王制，几已破坏无遗。

由春秋到战国末年，四百年间长期大小战乱的结果，不但形成政局的一片紊乱，尤其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也已零落殆尽，我们衡之历史的成例，第当长期战争的结果，果然可以造成若干青史留名的人物，但只是留给后人的凭吊啼嘘而已，如在长期战乱的当时，必致民穷才尽。

我所谓的&ldo;民穷才尽&rdo;，不仅是说社会的经济崩溃，就是各种人才，也会因战乱而一齐打光。

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有名成语：&ldo;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rdo;真正人才的造就，确是需要经济稳定的社会背景做土壤，以长治久安的文化背景做肥料，才能培养得出来，然而每每累积若干年代，培养出各地的人才精英，算不定就在一个胜利，或一个失败的战争中，随流而没。

大家都知道，当战国时期的吴、越战争中，在历史上留下两句名言，那就是越国的&ldo;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rdo;可是，这两句话的真正价值;只能用在战争的兵源养成方面，却不能完全适合于长期建国的功效上面，中国人对于历史人物的经验之谈，却有&ldo;老成谋国&rdo;与&ldo;英雄出少年&rdo;两句尖锐对立的名言，确是缺一不可的明训。

在春秋、战国之间百余年中，自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等人物，各自建立阐扬他们的学说思想以后，后起之秀，大多传习相仍，反不如其初也。

到了战国末期，老、庄的思想，人于道家，他们学术精神，便成为介乎人世出世之间，可以出世，也可以人世的指导原则。

孔、孟的思想，却在一般知识分子中，扎下根基，完全趋向人世为人，做为精神行为的标准。

至于墨子，开始出于道术，终而介乎道、儒之间而别走一路，遂与燕、赵、秦、晋的游侠精神结合，逐渐形成平民与贵戚社会之间特殊社会的变相。

到了秦始皇蓄意并吞六国，要想达到统一局面的前期，天下才智勇力之士，都集中于纵横谋略的途径，竞相奔走权门以谋取功名，可是，到了最后，如苏秦、张仪一流的人物，也已逐渐减少，只有如李斯一流，便已足当大任，那得再能有向上一路的人才产生呢?但是坐议立谈，号称为儒家的儒生，与拔剑而起，介乎道、墨之间的游侠，仍能在一般社会中，隐然具有作用，所以在李斯的朋友韩非的观念中，便提出：&ldo;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rdo;的忌讳言论了。

然而韩非果然看到了这种民间社会风气的趋势，但是他不知道造成时代风气的原因何在?更不知道这是只能疏导，不可遏止的大势所趋，他公然犯时代趋势的大忌，要想一一绳之于法，即使不遭李斯等人的所嫉而早死，纵然得志行法，也必会遭遇到犹如商鞅的结果。

后来秦始皇用严刑峻法，罢斥儒、墨（侠），而治新兴的天下，但终以严刑峻法，而为儒、快合作的新兴力量所推翻。

总之，此中大有玄微，而存有历史政治哲学的妙用，希望学者自己留心去研究发掘。

汉兴以来，自刘邦平定天下称帝的初期，儒生因有住王兴治之功，已经在政治上占得一席重要的地位，以后只需&ldo;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rdo;，便可立身仕途，自有进身之路，所以在朝廷与儒士之间，彼此相处，已很融洽。

而在社会游侠方面，还是隐然存在着东西南北等五道的潜在力量;如朱家、季布一流，为彰明较著的人物，其余，默默无闻于草泽之间，安分于法外的，还是不少。

可是汉高祖起自民间，他自己也来自游侠群中，深知彼此相处无事之道，所以终汉高之世，特殊社会的游侠分子，对于汉高，甚之，还有深厚的好感与拥护的热情。

到了高级公子哥儿的太子出身的汉武帝手里，便完全不同了，汉武帝不像他的曾祖父刘邦那样豁达世故，对于民间社会的游侠，大有厌恶的心理，所以他会公然地杀掉郭解，以立其威信，但是游侠中人，也从此寒心隐通，渐渐便与道家者流互通声气，形成西汉末年乱源的力量。

到了东汉末代，因为历史社会的演变趋势，简直变本加厉，便与方外的道士合流，造成汉末三国初期，借用旁门左道以称兵倡乱的形势了。

其次，便是两汉儒生进入仕途后，所造成的权门阀阅的门第风气，到了东汉时期，权门阀阅，声气相通，就以清议榆扬为手段，而霸占了汉末的选举取士的要津，使有才气的真才实学之士，既不肯巴结权势，又不屑于奔竞宦途与学阀之间，便退而隐遁，走入介乎人世与出世之间的道家路线，逐渐形成汉代社会，另有远处方外道士的一群形态。

东汉末期这些方外的道士群，已具有后来佛教传入以后，出家为僧的比丘，与印度婆罗门教士的雏形，他们的思想精神，大半是有所激发，或遗憾人生世事而致此，相同于周、秦以前的&ldo;隐士&rdo;思想。

至于唐、宋以后，佛教出家的男女僧众，与道教出家的男女道士，已经普遍存在，等于是法定所公认的遗世而独立者，既不完全受帝王政制的约束，只在普通法律以外，另有其合法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自南北朝、隋、唐以后，僧道不拜帝王，只须长揖为敬的仪礼，已经成为不必明文规定的惯例。

因此，过去所走高隐远蹈的路线，到了唐、宋以后，不须再有迂回，只要退避现实，进入佛教为僧，或道教做道士，便可笑傲山林，把玩风月，远离时累了。

所以宋代王安石说的，五代的杰出人才，大都人于禅林，不与世事的论调，也是大有道理的。

东汉未期的朝野社会，当然有许多累积的原因，造成三国时期的乱离局面，但我们现在站在道教立场来讲，只简单扼要地举出上面一二个因素，藉以说明自张道陵所创初期道教的雏形--五斗米道的经过，实是两汉以来读书知识分子，受到时代社会环境的刺激，因此而起为无言的抗争，便建立他们自己精神王国的道教了。

张道陵，在东汉末期，本来也是一个读书分子，因为不得志于当世，便客居于四川，后来他学道于鹊鸣山中，有了心得，便自造作道书，开创画符念咒道教符箓派的先声。

陈寿在《三国志&iddot;张鲁传》中，很含糊地说：&ldo;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

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

陵死，子衡行其道。

衡死，鲁复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