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第2页）

他下令在全国进行户籍登记，命令百姓不得擅自迁居，这是中国户口登记制度的开端;此外，他还出台法令禁止私人经营旅馆，其目的是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

现代社会讲人有&ldo;四大自由&rdo;，其中之一便是迁徙的自由，然而，中国人的这个权利从商鞅变法开始就受到了限制。

其四，取缔货币，实行以物易物。

商鞅对货币抱持敌视的态度‐‐这是古今中外所有计划经济主张者的&ldo;传统&rdo;。

他对货币和粮食有一种很奇特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ldo;货币活跃了，粮食就萎缩了;粮食丰裕了，货币就没有用了&rdo;‐‐&ldo;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rdo;。

在他变法的二十余年中，秦国一直是以物易物，直到他死后三年，秦国才开始铸币，由此可见，秦国的商业流通在各国之中是非常落后的。

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讲，商鞅所推行的这一整套经济变革，与三百多年前的管仲相比，无疑是大大的倒退。

但是，这些政策却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聚集国力，让国民经济充满纪律性，并因专制而产生高效率。

《史记》记载：&ldo;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

&rdo;也就是，变法实施之后，民怨沸腾，三年之后，居然大见成效。

说到底，这就是专制的力量。

军爵制度：打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平民社会

许多伟大的独裁者都是理想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们有坚定的治国理念，并深信可以造福于他的人民，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牺牲或伤害亲人，甚至他们自己。

在技术上，他们往往以人民的名义行事，通过裹挟基层民众的方式，对地方政府和既有财富集团进行攻击，以达到利益重构和集权的终极目的。

商鞅变法清晰地呈现出了这样的特征。

在花了三年时间把秦国变成一个大农场之后，商鞅推行了著名的军爵制度。

自夏商周以降，中国进入封建制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

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已隐然崛起，几乎成为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

史载的诸多名将、儒士均为贫寒之士。

当代史学家许倬云曾对春秋时期的名士进行过统计，在初期，非贵族出身的寒微之士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而到末期已占到百分之四十四，如苏秦、张仪等人都是&ldo;穷巷掘门、桑户卷枢之士&rdo;。

到了战国，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比商鞅早二十年左右，吴起在楚国进行改革，就提出&ldo;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rdo;，王室子孙的爵禄继承只能延续三代，然后就要把封地收归国有，重新分配。

吴起因此遭到贵族的嫉恨，终被射杀。

二十年后，商鞅再提此议，并且做得更为彻底。

军爵制度的具体政策有两条：第一，&ldo;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rdo;，收回贵族所有的爵秩，取消特权，重新分配，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才能够重配爵秩，列籍贵族;第二，&ldo;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rdo;，只要有军功，无论贫贱都可以获得贵族的爵秩。

商鞅设计了二十个等级的爵位，都以杀敌多少来封赐。

这一军爵制度可谓开天辟地，它彻底抹杀了贵族与贱民的界限，人人可以通过战争获取功名富贵。

在秦国，国民只应从事两种职业，一是农民，一是军人，前者&ldo;富国&rdo;，后者&ldo;强兵&rdo;，而国家的奖惩便紧紧围绕着种粮之多少和杀敌之多少。

这是一种极端务实的、反智的、唯&ldo;生产力至上&rdo;的功利主义。

在商鞅看来，人人种地，则粮多，粮多则生育多，生育多则兵多，兵多则可打仗而得到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些人口去种更多的粮食、生育更多的人口，继续去打更多的仗，如此循环往复，就可实现统一天下的&ldo;国家目标&rdo;。

凡是与这一国策冲突的、相违背的，都是必须禁止的，甚至不能&ldo;以功抵过&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