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第1页）

李鸿章等人急于仿行西方公司制度，还有一个重要动因，即抵制西方公司对于中国民间资本的大肆吸纳。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洋行开始在中国通商口岸发行股票，吸收华股。

在洋商的一再劝诱和洋行丰厚利润的吸引下，通商口岸渐兴华商认购洋股之风。

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华商对洋行股票的认购渐趋踊跃。

有的洋行股票因供不应求，以致市价溢出原价好几倍。

个别洋行鉴于要求认股的华商为数太多，不得不制定了限制条件。

不断高涨的华商附股洋行热潮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大量中国资本流入外国公司，成为外国公司开拓中国市场、侵攘中国利权的重要资本支柱。

这种华商资本在中西商战中&ldo;非但不能御敌&rdo;，反而&ldo;倒戈相向&rdo;的状况，逐渐引起了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的忧虑，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将华商资本从洋行中吸附过来。

创办自己的公司，就是首选办法之一。

创办之初，招商局面临洋商的竞争。

李鸿章仍坚持&ldo;商为承办，官为维持&rdo;的原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供大力支援。

当时沿海和长江航运已为外洋垄断，新成立的招商局简直没有&ldo;立足&rdo;之地，于是李鸿章为招商局奏准了运送漕粮和一些官府物资的专权。

此举是轮船招商局可以建立、维持的关键。

在与洋商的激烈竞争中双方大打&ldo;价格战&rdo;，因此招商局资金一直紧张，李鸿章多次指示拨借官款，有时还规定可以缓息。

这些措施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不到十年时间，货轮即由初期的四艘发展到三十余艘，总装载量近两万四千吨。

经过激烈竞争，轮船招商局在1877年收购了美商旗昌公司的全部产业，包括十六艘轮船和长江各埠及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码头、栈房，从而超过英商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

以后它的业务不断发展，先后在烟台、汉口、天津、汕头、福州、广州、香港等地及日本、新加坡等国重要港口增设了分局。

轮船招商局的建立确实达到了&ldo;分洋商利权&rdo;的目的。

仅1873年到1876年间，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总共损失4923000两，其间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商人的费用当在136000两以上。

因此，李鸿章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得意地说道：&ldo;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成，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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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招商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然受到顽固派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