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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下午，半个小时前他们还悠闲地在人民公园喝茶，半个小时后就驱车前往汶川。

孔多娜一去就是一年。

再一年后离职，彻底离开新闻行业。

之后至少有二年的时间，她从不在人前提自己从事过新闻。

不熟的人问，她找个话给茬了；熟识的人问，诶你学新闻是有什么新闻理想？她说没理想，就是分高怕浪费。

通常人写回忆录，叙事结构无非正叙倒叙插叙……或明或暗或曲折蜿蜒，总归是有一条收放自如的线。

孔多娜不是，她是断裂闪回，更像同老友喝茶叙话，正聊着当下发生的事儿，脑海忽然想到早年旧事，很随意地就把旧事扯出来，聊几句抛回去，继续聊回当下发生的事儿。

你说那旧事有多重要？不见得，就是忽然想到了。

就说汶川地震那件事。

地震后的几年间孔多娜都回忆不起具体细节，有细节也是断断裂裂，没办法拼成完整的一块儿。

如他们仨驱车前往汶川大塞车，最后弃车下来徒步，先经过都江堰……问路时被灾情灾民指引着去了映秀镇，到映秀镇就没再离开了。

之后她跟着指导老师留在成都快一年，一年间往返汶川北川等重灾区，直到做了周年报道才彻底返京。

张丹青在当地做了三个多月的志愿者，九月份返校读研究生；邵辉待了有一个月，后面的一年间也频频往返。

直到周年报道出来，她慢慢地在椅子上坐下，细细地咀嚼着每一个文字，直到读尽最后一个文字，体内有股强烈的被抽筋剥骨后的虚空感，整个人软塌塌地躺回床上睡觉。

一觉睡了两天。

指导老师电话她，是张丹青接的，他得知孔多娜在睡觉，只说了声让她好好休息吧，没再提别的。

孔多娜被誉为报社内”

最猛女记者“，几乎所有到达现场的一线记者都难掩哀恸，有一位同事被派去确认罹难人数，他确认不了，因为要一具具地数。

孔多娜什么也没说，现场记者中她资历最浅，自觉地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去停尸点数。

回到报社后被同事屡屡提及，孔多娜都跟做梦似的，她都忘了。

很多事她都忘了，包括她们是怎么上卫生间的。

找不到遮挡物，上了也就上了；一个帐篷里男男女女挤一行，也都挤着睡了；包括……每一天睁开眼首要适应的就是臭味。

尸臭味。

动物的，人的。

重大灾难里活着才是本能，自己活着，祈求同类活着。

在成都那一年跟着指导老师往返重灾区，采访写稿采访写稿，只关心灾区建设，除了定期参加对抗灾报道记者开展的心理辅导，别的事充耳不闻。

回来北京后恍如隔世，她也没找房子，暂住在张丹青那儿。

张丹青跟人合租的三房，那两房都是小情侣。

房间小，床也小，两人将就着住了一个月后，其中一个房间的情侣退租，多娜刚好搬过去住。

一觉睡了两天后日子照常，如愿地负责跑突发，报社对她寄予厚望，敢拼敢闯有勇有谋。

孔多娜面上没什么，但总感觉体内少了股冲劲。

以前对一切怀有巨大的好奇心，对多小的报道都感兴趣，以小见大嘛，每时每刻都在为扑大新闻做准备。

大新闻来了，她也扑了，正好扑个满怀，多大地运气呀！

倘若不是告知过指导老师她在成都参加婚礼，这种新闻以她的资历扑不上。

也参与了足够深入足够全面的报道，也紧跟着指导老师署了名，可是呢，为什么心中一片空茫？她慢慢地对什么都兴致缺缺，懒于逛街买衣，懒于吃东西，要么跑新闻要么闷在房间写稿。

也时不时地反应迟钝，那天开邵辉的车，她在车上整整坐了两分钟想车是怎么启动的。

跟许生辉的关系也日益变糟，她不想接电话，不想对着一个破手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