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第2页）

每想及此，心中怎不愤懑。

曾国藩的心情越来越焦急。

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

咸丰元年，太平军起，很快席卷广西。

对于这场大乱，咸丰皇帝毫无准备。

他就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指挥混乱，布置失措。

曾国藩的内心被焦灼得日夜不安：

内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

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也就是说，自度身世，在各部之间俯仰升沉，不知道最终是个什么结果。

再观天下，到处是贫不聊生之人。

向前无法贡献自己的才智于国家，退后无法很好地营谋自己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上书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曾国藩认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

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

他上了《敬陈圣德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他批评皇帝有&ldo;琐碎之风&rdo;，&ldo;谨于小而反忽于大&rdo;，成天把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

二是&ldo;徒尚文饰，不求实际&rdo;。

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ldo;无庸议&rdo;三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

&ldo;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

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rdo;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有好结果。

刚刚亲书手谕表彰倭仁，不久就驱之于万里之外。

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不久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

看来您所谓求言，并无诚意，只不过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

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一开始说听取大家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ldo;大权朕自持之&rdo;，&ldo;不容臣下更参末议&rdo;。

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折，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

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

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

冀在廷（大臣）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

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这个想法显然是相当天真的。

明代大臣以冒着生命危险批评皇帝为荣，对皇帝嬉笑怒骂者本多，但清代体制威严，君臣之分，凛若天渊，大臣们给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务为恭顺，极少谏诤之语。

自从乾隆初年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之后，大清王朝一百多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评皇帝的奏折。

年轻气盛而又自尊心特别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的反应可想而知。

史载&ldo;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rdo;。

把奏折摔到地上，立刻想把曾国藩抓起来。

幸亏祁隽藻、季昌芝等大学士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

在大臣们的劝谏下，咸丰皇帝转而假惺惺地夸奖了曾氏几句，但又下了长篇上谕，细细为自己一一辩解，针锋相对地驳回了曾国藩的主要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