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第1页）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人总希望活下去，生与死是相对的。

印度梵文中的&ldo;死&rdo;字，是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变化形式同被动态一样。

这说明印度古代的语法学家，精通人情心态。

死几乎都是被动的，一个人除非被逼至绝境，他是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生命的。

我向无大志，是一个很平常的人。

我对亲人，对朋友，总是怀有真挚的感情，我从来没有故意伤害过别人。

但是，在那段浩劫的岁月里，我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

那时，任何一个戴红箍的学生和教员，都可以随意对我进行辱骂和殴打，我这样一位手无搏击之力的老人，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种皮肉上的痛苦给心灵上带来的摧残是终生难忘的。

我的性命本该在那场浩劫中结束，在比一根头发丝还细的偶然中我没有像老舍先生那样走上绝路，我侥幸活了下来，我被分配淘厕所，看门房，守电话，我像个患了&ldo;麻风&rdo;病的人，很少人能有勇气同我交谈，我听从任何人的训斥或调遣，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我活下来，一种悔愧耻辱之感在咬我的心。

我活下来，一种求生本能之意在唤我的心。

我扪心自问：我是个有教养、有尊严、有点学问、有点良知的人，我能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根本缘由在于我的思想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的信念还在，我的感情还在。

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不情愿那样苟且偷生，我必须干点事情。

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就是在那段时期，那个环境，那种心态下译完的。

我活下来，寻找并实现着我的生命价值……

几十年过去了，回忆往昔岁月，依旧历历在目。

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老知识分子生经忧患，在过去几十年的所谓政治运动中，被戴上许多离奇荒诞匪夷所思的帽子。

磕磕碰碰，道路并不平坦。

他们在风雨中经受了磨炼，抱着一种更宽厚、更仁爱的心胸看待生活，他们更愿讲真话。

敢讲真话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有时甚至需要极硬的&ldo;骨气&rdo;。

历史上，因为讲真话而受迫害，遭厄运的人数还少吗?

我们北大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在1957年曾发表过著名的《新人口论》，他讲了真话。

但到了1959年，这个纯粹学术探讨的问题，竟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讨伐。

面对数百人的批判，老马拼上一身老骨头，迎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