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第2页)
那几年,我真可谓仕途通达。
可我心里总是别扭的,望着衣冠楚楚的人们,提着或夹着公文包,梗着脖子在政府大院里来来往往,像是演木偶戏。
尽管如此,我却很自觉地加入了木偶戏的行列。
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这种日子。
我骨子里毕竟流淌着父亲的血液,生性耿介,内心真话不说就闷得慌。
其实,我自己知道这就是所谓不成熟,正是官场那些极具涵养的人所轻蔑的。
但我恰恰讨厌这种涵养,宁愿显得幼稚。
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是被这种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视君子的很有涵养的人给办糟了。
于是,我试着写小说。
我觉得小说是最能自由表达的文学形式,可以让我的灵魂信马由缰。
我的小说多是描写自己熟悉的生存空间,读者朋友喜欢看。
洪水先生认为我是最早超越道德标准写官场的作家,因而也就避免了一般意义上的批判。
他说我的小说可贵之处在于把官场当作一种文化或民俗来写,因而比一般的同类题材小说显得深刻。
读者朋友来电来信时的鼓励却总让我不安。
我最忐忑的是有位读者居然把自己的遭遇形诸文字寄给我,指望我能为他伸张正义。
我无能为力。
这些善良的读者把自己喜欢的作家当作社会的良心了。
我很惭愧。
我便不由得怀疑文学的功用了。
文学或作家的肩上哪承担得起那么沉重的负荷!
现在电视里每天都播放着逗乐的节目,老百姓爱看。
我想,让老百姓每天劳作之后,看看轻松的电视,什么事也别想,明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多好!
但长此以往,会不会驯化出一个很浅薄的民族呢?于是我仍然执谜不悟地写着自己认定的小说。
这个时候,我知道自己也许有些堂吉诃德的味道了。
有位青年学者在评价顾准时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注定是悲剧命运的历史承担者,因为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所造成的悲剧。
我知道自己无力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读了这段话感到很安慰。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尽管我业余创作小说,八小时之内的工作仍是卖力的。
我遵守着一个现代人起码的职业道德。
又因为我最先工作的所在,毕竟是偏僻的小地方,人们见我工作不错,又能写小说,越发认为我是个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