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第1页）

儒家思想是一种蕴含着社会理想的政治伦理哲学。

按照儒家的学说，理想的社会应该既有秩序又很和谐，既有等级又有诗意。

这其实也是帝国的理想――天下一统，井然有序，安定祥和。

当然，儒生可能更看重&ot;仁爱礼让&ot;的诗意，帝国则更看重&ot;君君臣臣&ot;的秩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把儒学当作旗帜和招牌。

何况先秦原始儒学经董仲舒的改造后，已经掺入了阴阳五行之类的玩意，构成了一个&ot;天人合一&ot;的体系。

按照这个体系，人道即天道。

天尊地卑，所以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皇帝理所当然地占有宇宙秩序中的最高地位，这当然很对帝国的胃口。

儒学的另一个好处，就是简单易行。

比如&ot;出必告，反（返）必面&ot;（出门的时候要告诉父母一声，回来后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是什么难做的事情。

这就有利于统治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庶民，有利于帝国思想的深人人心。

既能尊君，又可愚民，还便于操作，岂有不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之理？干是从汉到清，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就几乎成了儒家的一统天下；而那个原本脱颖于百家争鸣的儒学，则由一家之言的民间思想，变成了至高无上的官方哲学。

统治者可以用来治国，也可以用来杀人，当然，更多的是用来谋杀各种思想。

董仲舒不愧为&ot;帝制思想家&ot;，他确实为帝国的长治久安找到了一个良策。

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尽管王朝的更替在所难免，帝国制度却稳如泰山。

这不能不&ot;归功&ot;于儒家思想对人们尤其是对知识阶层的影响。

即便在王朝的末年，士人（读书人）也很少参加造反，顶多也就是几个&ot;落第举子&ot;混迹其间。

另一个可以用来作为佐证的事实是，将起义者们凝聚在一起的也从来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非儒家甚至反儒家的民间宗教信仰，从汉代的赤眉、黄巾、五斗米教，到后来的白莲教、太平天国，都如此。

这也是一笔双方都很合算的买卖。

儒生向帝国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忠诚，帝国向儒生开放自己的官位和傣禄；儒生从帝国那里谋取了生存的空间，帝国把儒生从潜在的反对派变成了国家的支柱；懦生利用自己的知识给皇帝的至尊地位披上合法的外衣，帝国利用自己的权力让儒学在诸多学说中独尊；儒生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帝国则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统治工具。

一个独尊，一个至尊，一个垄断，一个把玩，他们当然会拍板成交。

这又是一笔不平等的交易。

尽管帝国承诺要按照儒家思想来治国，但在事实上，帝国是行王道还是行霸道，却完全由不得儒生。

王道好用够用时，自然不妨温文尔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够趁手，就会翻脸不认人，大打出手，甚至杀人如麻。

总之，帝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拒不履行合同，谁都奈何不得。

相反，儒生却必须履行&ot;魔鬼协议&ot;――从此交出灵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

而且，由于董仲舒代表儒生所作的这一次集体出卖，中国知识界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还要遭受无数次磨难和摧残。

但对于汉武帝来说，这一手却堪称&ot;高明之至&ot;。

从根本上讲，他和秦始皇一样主张统一思想。

他的&ot;独尊儒术&ot;，其实正是秦始皇&ot;焚坑事业&ot;的继续。

但他知道，要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

韩非有云：&ot;禁jian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ot;（《韩非子&iddot;说疑》）那么，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

当然，软硬兼施仍有必要。

独尊儒术就是软，罢黔百家就是硬。

显然，这里只有手段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