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第1页）

首先，以解决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坦因的&ldo;法律权利&rdo;问题，来表达普鲁士的&ldo;德意志民族精神&rdo;。

俾斯麦深深懂得，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最能够树立普鲁士在德意志各邦的威信的，莫过于举起&ldo;民族主义&rdo;大旗。

因为，千百年来，特别是拿破仑战争以来，处于欧洲列强股掌之中的德意志各邦的人民，对&ldo;维护民族主权&rdo;至为敏感。

石‐荷问题正是俾斯麦挥动这面旗帜

的大好时机，他决意牵头&ldo;夺回&rdo;石、荷两公国，使普鲁士在德意志各邦面前，在全德人民的心目中，成为&ldo;德意志弟兄们&rdo;的希望。

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度里，比起那些狭隘的邦君，俾斯麦能站在维护&ldo;全民族&rdo;利益的角度去为普鲁士争得&ldo;民族&rdo;地位，这确是高人一筹。

其次，以此显示普鲁士在&ldo;德意志联邦&rdo;中的独立性和普鲁士推行强权政治的果敢精神。

石‐荷危机发生后，德意志各邦和联邦议会均认为解决争端的途径，就是支持奥古斯膝堡公爵为石‐荷的合法继承人。

议会为此还作出专门的决议。

普鲁士的一些当权者，如驻巴黎大使戈尔茨伯爵也主张普王顺应&ldo;德意志感情&rdo;，支持这一方案。

俾斯麦不以为然，不支持这种&ldo;追逐德国虚伪名望&rdo;的民族感，而且他认为这是考验普鲁士在德意志各邦中的份量的衡量器。

假如能用普鲁士的&ldo;铁血&rdo;手段而不是联邦的法权手段获取石

‐荷，就可造成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普鲁士是作为一个大国而不是作为&ldo;联邦成员&rdo;行事，普鲁士必须领导别人，而不是追随别人；而这一举措的成功，又可向全德证明俾斯麦的基本政治路线的正确，即德意志&ldo;力量的加强不可能来自（联邦）议会政治与新闻政治，而只可能来自基于实力的强权政治。

&rdo;最后，以此缓和&ldo;宪法冲突&rdo;。

俾斯麦虽则蔑视议会，并对其采取强权压制的手段。

但兵役期和军事预算问题一直未决。

1863年冬，即石‐荷危机发生的当年，众议院又在1864年的预算中勾去整编军队的经费。

而欧洲的金融巨头，只办理有三方面签字的期票贴现，如果在期票上签字的除了政府以外只有贵族院，没有众议院，或者是由冒名顶替者组成的众议院，那末金融界就会把这样的期票当作一张空头支票而不予认可。

因此，俾斯麦深知，要使这些裤带里栓着国家钱柜钥匙的自由派就范，有效的办法就是激起他们的&ldo;爱国自豪感&rdo;，他的石‐荷政策取得的胜利越大，与众议院自由派的矛盾就会缩得越小。

事态的发展证明，俾斯麦的估计是正确的，当普军在对丹麦战争中攻克迪佩尔要塞后，原先支持奥古斯滕堡大公的柏林自由派，便从责

难俾斯麦转而签名上书普王，支持俾斯麦路线。

对外，俾斯麦利用英、法、俄在国际争端上的矛盾，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稳住，同时卓有成效地争取到奥地利与其一致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