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第1页）

我父亲回来之后，被队长组织积极分子批斗了两次也就算了，不再追究了。

人们都说，家里没个大人咋行？

其实，我们家里藏着两缸苞谷哩，没叫搜粮队搜走。

那粮还是我父亲和母亲1958年春天埋下的。

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

父母亲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

父母亲不懂什么共产主义，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

也可能我的父母思想就是反动，不相信共产主义到了的宣传，因为我家的成分是富农，按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说本质就是反动的。

我父亲兄弟四个人，父亲是老大。

我爷爷在马营镇城里开过商号。

解放前爷爷就去世了，弟兄四个人就分家了。

我父亲种地，家在马营镇城外住。

我父亲是个好农民，庄稼种得好。

我记得清楚得很，我父亲犁地，犁沟一行一行匀得很。

他犁地的时候人总是走在犁沟里，一片地犁完了，你看不见一个脚印——每一趟犁铧翻过的土把脚印都盖上了。

父亲说，犁地是庄稼人的脸，看你的脸清洁不清洁就知道你是不是个好庄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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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1101:05

我父母藏苞谷我知道。

我1947年出生，1958年十一岁了。

藏苞谷的那一天夜里，我在大门口望风，我父母在后院的园子里挖坑。

怕苞谷发霉，直接把两个缸埋进坑里了，上头压上麦草，再把土填上，扒平，种上了苦荞。

第二年种了些扁豆，拔了扁豆又种上苦荞。

搜粮队搜粮的时候，荞麦还开花着呢，他们根本就没想到长着荞麦的地里会埋粮食。

他们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厕所和住房都捣遍了，浆水［1］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1959年春天饿得难挨的时候我问过母亲：娘，腿饿软了，还不挖些苞谷吃吗？我母亲说不能挖，挨饿的日子在后头呢。

我母亲去世，父亲回来了，还是没吃那苞谷。

我父亲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就收走呢！

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

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到了旧历九月，父亲还是不叫吃苞谷，那时集体食堂已经关闭了，家家都煮野菜吃。

父亲胆子小，父亲怕开批斗会，怕得要死。

也真不能不怕，就是那一阵子，专区工作组在马营镇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一个农民家挖出来了几十斤粮食。

这个农民家的儿子是县委什么工作部的部长，工作组叫他儿子主持大会批斗父亲，说他父亲是阶级敌人，冒尖人物。

什么叫冒尖人物？就是想发家的农民！

那次批斗大会我父亲也去参加了，他回来说，会场上架着机关枪，民兵们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大刀。

我父亲怕得要命，怕把他也揪出来。

唉，从打土地改革开始，我父亲就被人整怕了。

土改的时候，民兵背着枪在我家门口转，怕我家转移财产，说是我家够地主条件。

后来清查完了，定了个富农，但和地主分子一样对待，一开会就拉到前边站着，批呀斗呀，说是阶级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