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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的小镇在杭州湾畔，每一次的公判大会都是在县中学的操场上进行。

中学的操场挤满了小镇的居民，挂着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场的主席台前沿，后面坐着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通常是由县革命委员会指定的人站在麦克风前，大声念着批判稿和最后的判决词。

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绑，身后又有两个持枪的军人威风凛凛，那么这个犯人一定会被判处死刑。

我从童年开始就站在中学的操场上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会，听着高音喇叭里出来的激昂的声音，判决书其实是很长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泽东说过的话和鲁迅说过的话，其后的段落大多是从《人民日报》上抄下来的，冗长乏味，我每次都是两条腿站立的酸痛了，才会听到那个犯人是什么罪行。

最后的判决词倒是简明扼要，只有八个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文革时期的中国，没有法院，判刑后也没有上诉，而且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世界上还有一种职业叫律师。

一个犯人被公判大会判处死刑以后，根本没有上诉的时间，直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的声音响过之后，台上五花大绑的犯人立刻被两个持枪的军人拖了下来，拖到一辆卡车上，卡车上站立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其气势既庄严又吓人。

卡车向着海边行驶，后面是上千的小镇居民蜂拥跟上，或骑车或奔跑，黑压压地涌向海边。

我从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个判处死刑的犯人，他们听到对自己的判决那一刻，身体立刻瘫软下来，都是被两个军人拖上卡车的。

我曾经近在咫尺地看到一个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车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绑在身后的双手，可怕的双手，由于绳子绑得太紧，而且绑的时间也太久，犯人两只手里面的血流早已中断，犯人的双手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苍白，而是发紫发黑了。

后来的牙医生涯让我具有了一些医学知识，我才知道这样发紫发黑的手已经坏死。

那个犯人在被枪毙之前，他的双手已经提前死亡。

枪毙犯人是在海边的两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北沙滩和南沙滩。

我们这些小镇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车，所以我们常常事先押宝，上次枪毙犯人是在北沙滩，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滩了。

当公判大会刚刚开始，我们这些孩子就向着海边奔跑了，准备抢先占据有利位置，当我们跑到南沙滩，看到空无一人，就知道跑错地方了，再往北沙滩跑已经来不及了。

有几次我们几个孩子跑对了沙滩，近距离观看了枪毙犯人。

这是我童年时最为震颤的情景，荷枪实弹的军人站成一个圆形，阻挡围观的人群挤过去，一个执行枪决的军人往犯人的腿弯处踢上一脚，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后这个军人后退几步，站在鲜血溅出的距离之外，端起了步枪，对准犯人的后脑，“砰”

地开出一枪。

我感到，一颗小小子弹的威力超过一把大铁锤，一下子就将犯人砸倒在地。

执行枪决的军人在开出一枪后，还要走上前去，检査一下犯人是否已经死亡？如果没有死亡，还要补上一枪。

当军人将犯人的身体翻转过来时，我就会看到令我全身发抖的情景，子弹从后脑进去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洞眼，从前面出来后，犯人的前额和脸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们吃钣用的碗那么大。

接下来让我的讲述回到那个漫长和可怕的梦，也就是我亲身经历自己如何完蛋的梦。

这个梦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底的某个深夜，睡梦中的我被绳子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大牌子，站在我们县中学操场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后站着两个持枪的军人，我的两旁站着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那个我前面说到的小镇名流黑笔杆子倒是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梦中的台下挤满了乌云般的人群，他们的声音彷佛雨点般地响着。

我听着高音喇叭里响着一个庄严的批判声，那个声音在控诉我的种种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杀人罪，最后是判决的八个字：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话音刚落，一个持枪的军人从后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举起了他手中的步枪，对准了我的脑袋，我感觉枪口都顶到了我的太阳穴。

接着我听到了“砰”

的一声枪响，我知道这个军人开枪了。

梦中的我被击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来，而且还听到台下嗡嗡的人声。

我觉得自己的脑袋被子弹搫空了，像是砸了一个洞的鸡蛋，里面的蛋青和蛋黄都流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