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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另一个方法，像《2666》“罪行”

那样把发生在拉美一个小城市的一百多起奸杀案全部罗列出来，篇幅会比现在还长。

如果我不是从“死无葬身之地”

，而是采用波拉尼奥的方式来写现实世界，可能真的没有文学意义了。

这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初衷。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写了很多当时哥伦比亚报纸上的事件和话题，他说走到街上，就有读者对他说：你写得太真实了。

《第七天》不能和《百年孤独》比，马尔克斯写下的是一百年的孤独，只用了二十多万字，我只是写下七天的孤独，就花费了十三万字。

我深感惭愧。

其实这部小说写了好多年，《兄弟》之后就搁在那里了。

这么慢的一个原因是，我总是落在现实后面，但我的慢也可能是一种幸运。

我不知道自己的写作为什么总是卡住，我可以找到自己的时间被切碎的理由，总有很多事来打断我的写作。

但是时间被切碎不是理由，我的缺点是很不勤奋，兴趣太多，总是被别的什么吸引过去。

朋友劝我别到处跑了，趁着现在身体还行，多写几部小说，将来身体不行了，就写不动了。

我说，将来身体不行了，我也跑不动了。

作为一个作家，我知道自己这方面的缺点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同时在写五六部小说，还不包括脑子里转了十年以上的构思。

小说的叙述语言不应是作家自作主张，应该是由小说本身的叙述特征来决定的。

我写《兄弟》有时候故意追求语言的粗俗，因为需要粗俗，如果李光头说文雅的话，那肯定不是李光头了。

而有人批评说《第七天》的语言怎么苍白、枯燥无味、白开水一样，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部小说的语言我非常讲究，修改了一遍又一遍，尤其到一校、二校的时候，改动的全是语言。

《第七天》里的三段，第一段是送鼠妹去殡仪馆，鼠妹大段地讲述她和伍超；第二段是杨飞和父亲在殡仪馆里见面；最后一段是他回到死无葬身之地的路上遇到伍超，伍超大段的讲述。

这三段没有办法用简洁的语言。

因为这是一个从死者角度叙述的故事，语言应该是节制和冷淡的，不能用活人那种生机勃勃的语气。

讲到现实的部分，也就是活着世界里的往事时，语言才可以加上一些温度。

我写的时候感到现实世界的冷酷，写得很狠，所以我需要温暖的部分，需要至善的部分，给予自己希望，也给予读者希望。

现实世界令人绝望之后，我写下了一个美好的死者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乌托邦，不是世外桃源，但是十分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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