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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光棍造反派在我们小镇上人缘极好。

当时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人们闹革命不上班了，有些人想趁此机会去外地探亲访友，只要持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介绍信，坐车可以不付钱，住旅馆也可以不付钱。

这些人就去找他，请他出具介绍信。

他来者不拒，十分热情。

此后他身上多了一件革命道具，天天肩挎一只褪色的军用书包，书包里面放着厚厚一迭油印介绍信。

介绍信的最上端印着“最高指示”

四个字，下面印着毛泽东语录：“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再下面才是介绍信的正规格式。

每当有人请他开具介绍信时，他都显得很高兴，席地而坐，从书包里取出空白介绍信，搁在大腿上，一边询问要去哪里？一边在介绍信上认真写着。

他每次都是开出两张介绍信，一张是免费坐车的，一张是免费住旅馆的。

然后从口袋里摸出红色印泥，再解开裤腰带，取下“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宣传队”

的公章，沾上红色印泥后，小心翼翼地盖上去。

后来因为一个疏忽，他的精彩人生戛然而止。

有一天他在上厕所的时候，可能是太急了，匆匆忙忙脱下裤子时，“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宣传队”

的公章从裤腰带上滑落，掉进了下面的粪池。

刚好有个红卫兵也在上厕所，立刻说他是反革命分子，他的公章在我们小镇上闻名遐迩，谁都知道那枚公章上刻有“毛泽东思想”

五个字，那个红卫兵训斥他：

“你竟然把『毛泽东思想』掉进厕所了……”

转瞬之间，人生的髙潮骤然退去。

那个红卫兵也就是在当时训斥一下后来没再提起这事。

但是他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折磨，他的外衣不再扎在裤子里了，肩上装有介绍信的书包也不见了，倒是哨子仍然挂在胸前。

他有气无力地吹了几声哨子，当街上的行人恭敬地捧起红宝书，准备在他的带领下朗诵毛泽东的语录时，他却痛哭流涕地掮起了自己的耳光，说自己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他仇恨满腔地控诉起了自己的罪行：

“我罪该万死啊！

我把『毛泽东思想』掉进厕所了……”

街上手捧红宝书的行人一脸的莫名其妙，半晌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自然要十分严肃地批判一下他的错误行为。

这是当时的风尚，就是凡事都要首先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

不过谁也没有认真把他当成反革命分子，大家心里都觉得他是个老实人，所以没有人去批斗他。

可是他经常在大街上吹几声哨子，然后自己批斗自己，让街上的行人有些厌烦了，有一个人实在忍不住了，当众骂他：

“你一个反革命分子，有什么资格动不动就对着我们吹哨子？”

他当时吓得脸色惨白，弯腰低头，唯唯诺诺地说：“不敢了，以后不敢吹了。”

他以后出现时，胸前没再挂着哨子。

他换了一副行头，给自己头戴一顶纸糊的高帽子，手里拿着一把扫帚，战战兢兢地整天清扫起了我们小镇的街道。

随着文革结束和岁月的流逝，他回归于原先的自己，在默默无闻的人生里悄无声息地呼吸着，即便是上街，也没有人会去注意他正在走来。

然后，他被我们的小镇彻底遗忘。

几年前我回到家乡，向几个儿时的伙伴提起此人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记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