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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九〇年代以来，中国腐败增长的速度和经济的增长一样惊人。

这场席卷中国的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在六月四日凌晨的枪声里很快安静下来了。

同年的十月，我再次去北京大学的时候，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了，天黑之后未名湖畔出现了一对一对恋爱的身影，学生宿舍里传出来搓麻将的声音和背诵英文单词的声音。

仅仅过去了一个夏天，一切都改变了，彷佛春天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发生。

如此巨大的反差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天安门事件标志着中国人政治热情的一次集中爆发，或者说标志着从文革以来积累起来的政治热情终于一次性地释放干净了。

接下来挣钱的热情替代了政治的热情，当万众一心挣钱的时候，一九九〇年代的经济繁荣自然来到了。

然后，崭新的词汇铺天盖地而来了。

比如经常上网的网民、炒股的股民、购买基金的基民、追星的粉丝、下岗工人、农民工等等，正在支解瓜分“人民”

这个业已褪色的词汇。

在文革时期，“人民”

的定义十分简单，就是“工农兵学商”

，这里的“商”

不是指商人，是指从事商业工作的人群，比如商店的售货员。

我想，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让“人民”

内容脱胎换骨的分水岭，或者说让“人民”

进行了资产重组，原有的内容被剥离，新的内容被置换了进去。

从文革开始到今天的四十多年，“人民”

这个词汇在中国的现实里好像是空的。

用现在中国流行的经济术语来说，“人民”

只是一个壳资源，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内容用它借壳上市。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北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

警察突然消失了，大学生和市民自发地承担起了警察的责任，我想，这样的北京也许再也不会出现。

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愿望，让一个没有警察的城市秩序井然。

只要走上街头，你就会感到亲切友好的气息扑面而来，不用买票就可以乘坐地铁和公交车，所有的人都在互相微笑，人和人之间没有了陌生感。

我们常见的街头争吵没有了；平日里斤斤计较的小商贩们，免费向游行的人群供应食物和水；退休的老人从他们微薄的银行存款里取出现金，捐给广场上绝食的学生：还有小偷们，他们以偷盗协会的名义发出公告：为了声援绝食学生，停止一切偷盗行为……当时的北京，可以说是一座“四海之内皆兄弟”

的城市。

生活在中国的城市里，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人多。

可是经历了天安门广场的百万群众大游行之后，你才会真正感受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天安门广场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

一些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站在广场的一隅，或者站在街头日复一日地演讲，嗓子哑了，甚至说不出声音了，仍然顽强地说着。

围观的人是男女老少，不论是饱经风霜的老者，还是怀抱婴儿的母亲，面对年轻学生稚气的脸，甚至是稚气的话，都是满脸尊重的表情，频频点头和热情鼓掌。

也有让我感到滑稽的时候。

有一天下午，我来到建国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间昏暗的大屋子里，参加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一个聚会，在等待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之一的严家其时，我看到几个人在指责一家报纸的副总编辑，这家报纸刚刚发表了一份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声明，这几个人的不满是因为他们在声明中的署名位置太靠后了，在他们前面的署名里有几个人没有他们的名气大。

他们责问，为什么把没有什么名气的人放在他们前面？那位倒霉的副总编辑一再解释不是他们的责任，甚至道歉的话也说了，可是这几个人还是不依不挠。

直到严家其的出现，这出闹剧才算结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严家其，以后没再见到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