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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早，我爬上楼顶，往四周的街道上看，发现我的逃跑成功了，冷清的街上没谁像是跟踪者。

干这勾当的人你能认得出，任何时代，什么年代都有，主子给点钱他就不做人了，去做狗。

大多数人是一打就怕，进一趟审讯室出来就安分守己了。

有的人，像我，是一打就再也不怕，因为事后一想，不是都过来了吗？也不过如此。

还有就是，我心里一直以来模糊不定的敌意在此之后变得十分具体。

那个少佐，他平直单调的面孔就是上百万日本兵的面孔，非常具体，有声有色，我把我祖父那辈子的不快活不顺心全清算在这些面孔上。

下面再跟日本人藏猫猫，对于我，就有干大事的意味。

民族对民族了嘛。

我要和你较量到底，把输赢玩儿到底，这个念头使我的躲藏更加刺激。

我那时觉悟有限，把惹一惹日本人当成抗日。

我从此成了这样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某人面前，某人家里，或某个场所。

我会突然出现在彼得面前，对他说：我想念你了，所以来看看你。

我也会突然出现在我父亲的客厅（我身上有钥匙），祝福他生日快乐，问美国的大伯是否有信来，是否替彼得办妥了经济担保。

有一天，我突然出现在d女士的公寓门口，对她说：晚上好，我专门来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从她的模样我看出她没有马上认出我来。

离开汇中饭店不久，我按照报上的广告找了个工作。

当然是用假名字。

某某私立中学需要英文代课教员，因为原先的教员回新加坡生孩子去了。

这个学校在江湾，提供教员半间宿舍，另外半间归一个菲律宾女教师。

我安置下来后，给彼得的诊所打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就是那位混血打字员。

她去叫人，却叫来了唐纳德先生。

老爱尔兰人一听就听出我的嗓音，给了我几句忠告：政治都是很丑恶的，像我这样一个教授之女别放着太平日子不过，让政治利用。

我满口答应，说他教训得好，但能否请他把彼得·寇恩叫来听电话。

唐纳德说，这就是美国至今不涉足这场战争的原因；美国有脑筋的人都反对美国介入这场战争。

我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和彼得说话。

他说：可是我介意。

彼得工作很忙。

我介意你把他拖到那些儿戏的抗日活动中去。

虽然我和这小伙子共处才几天，我已经看出他是个好小伙子，纯正、聪明，不值得在你们的胡闹中断送前程。

这老爱尔兰人在为犹太好小伙子当家，中断他和一个中国女子的密切关系。

美国的人等分明，犹太人属于下三等，上大学都要把“寇恩”

、“伯格”

、“斯坦”

之类的姓氏改成“沃克”

、“格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