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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五路汽车站，徐教导员对乔怡说：“我们得分手了，我亲戚家就在前面不远。”

他执意不让乔怡送，将两只手提包一前一后搭在肩上，蹒跚走去。

达姬跟在他身后，不时被街景吸引，停下脚呆看，老头儿不得不几番回头呼唤……

车还没有来。

乔怡一直目送着他们。

她突然感到一阵心酸——徐教导员变得多厉害呀，背驼了，步子碎了，连动作表情也显得委琐了。

过去以干练著称的体态，现在竟显出几分龙钟。

最可怕的是一种无形的变化，过去那种近乎蛮不讲理的自信不见了。

七十年代初，乔怡和十几个上海新兵在这个广场上集合。

他们你推我搡，为一点点磕碰尖声抱怨着，列好了很不象样的队伍。

一个瘦高身材的军人走过来，他的步伐似乎用测距仪量过，显得那么平稳均匀。

他穿着洗白的人字呢军装，膝盖上有两块精致的补丁。

奇怪的是，他往队前一站，这群穿着军装的大孩子大气也不吭了。

“立正——”

他不知从哪里迸出一种金属撞击似嗓音，随后行了个漂亮的军礼。

这过分庄重的礼节使大孩子们傻里傻气地鼓起掌来。

“肃静！”

他对这捧场毫不领情，膀子短促有力地一挥，有点凶，“稍息。”

面对十几张肃然起敬的面孔，他把双手卡在亮锃锃的腰带上。

“同志们！

你们是干什么的？是战士！

从今天起，你们和他们（指指围观的老百姓〉是军民关系！

对不对？”

新兵们又犯傻了，一齐开心地笑起来。

“笑什么？！

从现在起，你们要逐渐缩短老百姓到军人的距离！

懂不懂？”

“懂——”

这次大伙接受了教训：军人是不能随便笑的。

他满意地欠了欠脚跟，接着谈起解放军是个怎样的大学校，大家庭。

不作美的天在这个最庄严的时刻下起雨来。

队伍里的桑采伸出舌头去接雨点，身材最矮小的黄小嫚缩得更矮了，还有两个姑娘掏出花手帕顶在头上。

乔怡更是骚动不安，她军帽下拖了一根长长的辫子，听外婆说，淋了雨，长头发非生虱子不可。

而这个穿人字呢军装的人眼皮也不眨，仍笔直地站在那里，讲着“大学校、大家庭”

。

雨下大了，队伍开始骚乱，新兵们都缩起脖子，表情又可笑又可怜。

十三岁的桑采终于耐不住叫道：“下雨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