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第2页）

&ldo;3、26会议&rdo;的次日，陈独秀即得知了自己文科学长被罢免，当即便离开了北大。

几个月后的6月11日，陈独秀因在公开场合散发自撰并出资自印的反政府的传单而被捕。

陈被捕后，胡适、李大钊、等社会各界人士和诸多团体都竭力营救。

湖南的毛泽东也在1919年7月14日出版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其中称陈独秀在传单中提出的&ldo;人民有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权&rdo;等宣言为&ldo;乃人民对于政府最低之要求&rdo;。

陈独秀此番在狱中一共关了83天，后被朋友们保释出狱。

按警方规定，陈独秀只能在北京活动，不得离京。

但据《胡适口述自传》中说，1919年底到翌年初，陈独秀未经警方许可即到武汉做学术讲演，回京后警察找上门来。

陈独秀为免再被捕去，先是躲到胡适家，后又躲到李大钊家，再后来，李偕陈逃出北京，在河北乐亭县李的老家躲了几天后，两人乘车南下到上海。

在口述自传中，胡适以遗憾的口气说：&ldo;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

他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

这个&lso;编辑&rso;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

&rdo;这次的被捕、逃亡和失业，对陈独秀思想和情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他不久后的急剧左倾准备了条件。

按胡适的说法，在逃回上海之前，陈独秀其实并无明显的左倾倾向：&ldo;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

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

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

李大钊在1918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是一位后进。

&rdo;（《胡适口述自传》）而逃回上海后&ldo;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因而自第7期以后，那个以鼓吹&lso;文艺复兴&rso;和&lso;文学革命&rso;[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rdo;；&ldo;自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

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

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rdo;。

（《胡适口述自传》）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魏金斯基（伍廷康）等来到北京，与李大钊接上了头，经李介绍，魏金斯基等人到上海找到了陈独秀，并向陈独秀建议组建共产党。

陈欣然接受了此项建议，立即着手进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胡适终身都相信，倘若陈独秀一直留在北大、生活在那批信奉自由主义的&ldo;老朋友&rdo;中间，是不会思想严重左倾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

陈独秀如不离开北大，后面的事情便都不会发生。

倘仍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应当不会去独自散发传单；即使去散发传单，以北大文科学长的身份，恐怕也不会轻易被捕；即使被捕了，出狱后仍可回到北大。

因此，离开北大是陈独秀个人人生道路的大转折，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转折。

而这一切，都起因于1919年3月26日夜在汤尔和寓所召开的会议。

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胡适便对这夜的会议永不原谅。

在1935年12月23日致汤尔和信中，谈到&ldo;3、26会议&rdo;时，胡适愤愤地说：&ldo;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lso;左倾&rso;，《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lso;左倾&rso;。

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lso;左&rso;倾了。

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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