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第1页)
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日增,日本与亲日派的忌恨日深。
朝鲜君臣初尚对中国存敬畏之心,久则渐起不满之意。
一八八四年吴长庆及所部半数,以中法关系紧张,奉命调防辽东半岛,留韩三营由总兵吴兆有统率,袁世凯副之,名义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营务。
同年中法战争扩大,中国失利,驻韩日使加紧勾结亲日派金玉均、朴永孝、洪英植,煽惑国王李熙,说是中国行将崩溃,朝鲜欲图改革独立,正为其时。
李熙的态度动摇,思称雄自主。
驻韩日使与亲日派密谋举行武装政变,袁亦严行戒备。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政变发生。
日军占据王宫,亲日派夺得政权,亲华派大臣多人遇害。
袁世凯立即率军弹压,以美、英、德使领劝暂缓进攻,朝鲜大臣为了国王安全,亦有顾虑。
第三天,情势愈为险恶,袁即进王宫,击败日军,中日各伤亡数十人,洪英植被杀,日使出走,使馆焚毁。
是为&ot;甲申(一八八四)事变&ot;。
中国恐事态扩大,中枢密谕李鸿章切勿与日生衅。
本此原则,李与赴韩查办的吴大澂商定派丁汝昌率两快舰先往,命袁不得妄动。
日本军人高唱&ot;膺惩清国&ot;,法、美从中怂恿,日本政府当局则决定利用中、法战争,以谈判方式与朝鲜解决,不追究事变责任,不许中国过问。
一八八五年一月,日韩订立京城条约,朝鲜对日谢罪,抚恤伤亡日人,赔偿损失。
一如壬午事变,中国在军事上一时占了上风,外交上不敢向日本明白诘问,含糊了事。
更大的失策为中日天津条约的订立。
日本对韩策略,自始即为将中、韩分开。
京城条约既订,趁中、法战争尚未结束,特遣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在天津会议,要求中国撤兵,惩处营官,补偿日本民命财产。
李于伊藤未到之时,已考虑共同撤兵问题,表面上争辩虽烈,实无关宏旨。
一八八五年四月十八日,天津条约签字,中、日驻兵一律撤回,两国均不派员教练韩军,由朝鲜选雇其他外国武弁担任。
将来朝鲜若有变乱,中、日如须派兵,应先互相知照,事毕撤回。
李之所以同意撤兵,一以越境远戍,操纵难尽事宜。
二为驻兵本为防日,日兵既撤,中国已无再留兵必要。
三以约中有先互相知照的规定,将来日如用兵,可随时为备,不虞其潜师突袭,即他国侵占朝鲜,中、日亦可会商互援。
他忽略了中、韩关系与日、韩不同。
有了这个条约,无异承认日本的在韩地位,并束缚了中国的行动。
他又认为伊藤无意吞并朝鲜,日本的富强尚须十年内外,系中国的远患,非目前之所忧,中、日暂可相安无事;中国如及时自强,朝鲜可保。
但是中国致力于自强已二十余年,日本仅十余年,今后十年中国的成就能否超越日本,恐李亦无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