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第2页）
那么，如果严格依照《春秋》编年，从周平王元年到鲁隐公元年中间的这四十八年却没了着落。
顾德融、朱顺龙总述近年对这段历史的分期之争说：“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范文澜修订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将春秋这段历史以两种年代标明，即东周是公元前770年至前403年，春秋是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
之后，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将春秋时代定为公元前770年始，以《史记·六国年表》所载周元王元年即前475年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分界线。
从此‘春秋史’的时间就定位在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
……70年代末以来史学界对这一年代定位的下限提出了异议……所以，我们同意将公元前770年至前453年作为春秋时代的起讫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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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分期问题就这样被“议定”
出来，从周平王元年到鲁隐公元年之间的四十八年就这么尘埃落定了。
但是，最初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春秋》到底为什么要从鲁隐公开始？
无论如何，始隐都像是一个不当不正的开始，但在历史上的问题是，以《春秋》之地位，这个问题必然要有一个圆满答案才对。
杜预虽然给出了一个权威而貌似合理的解释，但深究起来依然难以令人信服。
王树民曾对杜预的理由一一提出过质疑，大意是：如果说时代相近，但鲁隐公的父亲鲁惠公和周平王的时代更为接近；如果说鲁隐公是周公之后，但鲁国所有的国君都是周公之后；如果说鲁隐公是位让国之贤君，但他只有让国之意却未成让国之事实，最后还遭人篡杀——此事原本就不足为训，杜预此论“牵强附会，无待深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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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预的解释到此就变得站不住脚了，但圣人深意究竟何在，历代学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公羊传》的朴素解释与《论衡》的简单算术
最早思考这个问题的大概要算《公羊传》了。
《公羊传》在鲁哀公十四年，也就是《春秋》编年的最后一年里设问道：“《春秋》何以始乎隐？”
回答是：“祖之所逮闻也”
，这是说鲁隐公时代的历史是孔子祖父辈所能了解到的历史上限。
清代公羊家孔广森解释道：隐公时事，祖辈虽然不及亲见，但也能得之于传闻，至于隐公之前的历史，孔子认为文献不足，恐怕记载失实，便断自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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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又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于是被划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阶段，隐公时代属于“所传闻”
的阶段，史实得之于辗转相传，至于《春秋》末期的定公、哀公时代，则正是孔子所生活的时代，属于“所见”
的阶段。
这个解释似也有理，而且推想一下，《春秋》始隐不过是孔子追溯传闻的“力所能及”
罢了，此中似乎并无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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