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第1页）

所以，即便不考虑苏洵于史实上的硬伤，单是在逻辑上他就无法自圆其说。

不过，这篇细密的论文仍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何休：孔子作《春秋》借天子之权柄，行周公之法度，自是“王者之事”

，世乱而从权，至少表面上确实有些僭越的嫌疑。

这个道理可能也确实难于被常人理解，所以孔子感叹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恐怕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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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既为王者之事，自然该用王者的纪元，这也符合孔子“名正则言顺”

的主张。

借天子之权柄，行周公之法度，纪元问题自然也应该在这权与法的范畴之内吧？但是，义理如此，事实又如何？

5．何休的反对派——纪年的金文证据

何休的支持者很多，反对者一样很多，即便在深研公羊学的专家当中，提出反对意见的也不在少数。

比如孔广森就在这个问题上说：天子和诸侯通称为“君”

，古时候诸侯分土而治、分民而守，“有不纯臣之义”

，和后世的所谓封疆大吏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自己的境内当然可以使用自己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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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的这个说法，当本于《白虎通义》。

所谓诸侯“有不纯臣之义”

，是说诸侯与天子并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天子以宾礼敬待诸侯，诸侯则列土称君，南面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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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即便何休自己在《春秋公羊传解诂》的一段解释里也这样说，认为天子和诸侯职分不同，但同是南面而治，之间有着亲属关系，异姓呼为伯舅、叔舅，同姓呼为伯父、叔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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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纯臣之义”

的这个质疑显示了封建时代和专制时代的一处不同：秦汉以来，人们习惯于一个国家只有一种纪元，如唐朝贞观三年，无论在长安还是在洛阳，甚至在遥远的边疆，无一例外地都是贞观三年，如果当真出现了另外一个纪元和贞观纪元同时存在，那就说明有人造反了。

所谓“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

，在专制时代确实如此，如朱元璋建国号大明，改元洪武，这就是改朝换代了。

不但历法有中央的唯一性，史书也有类似的性质。

秦、汉以后的人不大理解先秦社会，很容易有意无意地用自己的时代眼光来判断古史，如薛士龙《春秋旨要序》就曾论证周代诸侯本来没有、也不该有自己的史书，他们的历史属于地方志性质，由中央政府派人编修并统辖管理。

而从鲁隐公开始，改用自己的历法，编修自己的历史，诸侯的这种行为昭示了周王室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