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第1页）

可是&ldo;总体战&rdo;的号召刚发出以后，墨索里尼于1943年7月25日垮台了，这一来使这个政权又遭到另一次挫折。

希特勒对这一新的&ldo;背叛&rdo;消息气得和以往一样暴跳如雷。

这件事成了德国国内行政机构进行一次新的大改组的信号。

那个日见衰老、工作无能的德国内政部长弗里克由于多年来为纳粹运动忠心耿耿地效劳，先前一直保住了他的职位，这时却被调到布拉格去充当德国保护长官，原来的职务则由希姆莱接替。

弗里克在部内的主要国务秘书汉斯?普丰特纳是一个不十分拥护纳粹党的老职业官僚，所以也由一个干练而积极的党卫队官员威廉?施图卡尔特博士所接替。

据说，任命希姆莱为内政部长，目的在于完成&ldo;进一步集中兵力和加强国内战线所必要的基础&rdo;，他不负使命，以他的全部残忍无情的手段从事这项工作。

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处理五十二岁的旧文官、政府顾问特奥多尔?科泽尔特的案件，后者因为他有失败主义言论被判处死刑而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希姆莱驳回了他的上诉。

8月25日，科泽尔特被处决了。

处决他的消息由《人民观察家报》和纳粹党的其他报纸用粗体字加以报道。

好几百名其他人士‐‐有些是贵族，有些是专业人员，还有少数仅仅因为过分大胆、过于直率地评论了意大利事态最近的发展‐‐不久也都遭到与科泽尔特同样的命运。

事实上，在以后的十二个月里，德国判处死刑的有五千三百三十六人，其中因&ldo;叛国罪&rdo;而处死的不下于一千七百四十四人。

同时，希姆莱还制订了许多严厉的措施去对付纳粹党内的蜕化分子。

9月间，他发布命令说，凡是不愿佩带徽章的党员，必须亲自把徽章交给行政长官，并承担全部后果。

10月4日，在波森举行的一次党卫队将领集34会上，希姆莱清楚地表明，他准备&ldo;毫不容情地去&rdo;执行他的新任务，他阐明他的新任务是：（1）&ldo;恢复帝国已经很受损害的权威&rdo;，（2）&ldo;分散对帝国关系不大的一切职能&rdo;，（3）要在&ldo;整个国家机构内和一切情况下&rdo;&ldo;彻底根除贪污和其他不良行为&rdo;。

那些已经事实证明是&ldo;无用的人&rdo;，目前就要&ldo;清除出去&rdo;，这一条也同样适用于&ldo;党卫队内部&rdo;不能令人满意的人。

三天以后，在元首大本营召开的国家长官和地方行政长官会议上，希姆莱宣称，&ldo;德国人民中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rdo;，个别不忠诚的人正被&ldo;无情地消灭掉&rdo;。

可是，他所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口是心非的，因为他本人这时正若即若离地搞着叛国的勾当。

当他推行新的恐怖统治以对付所谓&ldo;失败主义者和口出怨言者&rdo;时，他却一直在同德国反对派的两名成员朗格贝恩和波皮茨接触，他知道他们都是同反对希特勒的一场密谋有关的。

第六节1941‐1944年德国国内的反对派

意大利停战后，希特勒于1943年9月10日在他的军事司令部里发表的那篇讲话中坚称，&ldo;要想象在意大利那样〔在德国〕找到叛徒，这种希望完全是出于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误解&rdo;，指望德国也会发生7月25日那样的事件，那是&ldo;幼稚的&rdo;。

这多少代表了纳粹党对待反对派的态度，因为纳粹党一直在吹嘘说，他们的实力如何如何强大（诚然，就象过去吹嘘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实力那样），领导人也深受这种宣传的迷惑，以致他们拒绝认真考虑有可能出现有组织的反抗运动。

事实上，希特勒于1942年4月曾向墨索里尼保证，他&ldo;在德国已经不再有任何反对派了&rdo;，在一个象柏林这样的大城市里只有一个&ldo;大约二千人&rdo;的小集团反对现政府。

戈培尔也倾向于轻视德国首都这些抵抗集团&ldo;在政治上的重要性&rdo;，而把他们的活动看作是&ldo;业余的&rdo;和&ldo;无害的&rdo;，虽然他知道某些知名人士（哈尔德，可能还有波皮茨）也参与其事。

含有讽刺意味的是，盟国方面有些人竟然也持这种态度，他们认为，在战争年代里德国竟会有人对希特勒进行强35烈的抵抗，这是难以相信的。

（一）教会

当然，希特勒对来自教会方面的反对并没有估计过低，他在德国保安总局内设置周密的机构来应付&ldo;政治天主教&rdo;和&ldo;政治新教&rdo;便是明证。

尽管他指望往后再同教会算帐，他却感到在战争年代里要随心所欲地对付教会是力所不逮的。

可是，教会反对派起先也一直默默无声，后来才真正讲话了‐‐当时博尔曼领导的纳粹极端分子终于表明：他们决心要利用战争的种种紧急需要（例如，对医院的需要便成为接收修道院和教会的其他财产的借口）去消灭对基督教的信仰，象他们已经消灭了敌对的政党那样。

的确，教会方面为了国家的团结，起初准备默默地忍受迫害。

偶尔，一个宗教领袖甚至同他的迫害者站到了一起‐‐例如，在法国沦陷后，天主教随军主教拉科斯基向德国军队发表了一封教书，赞扬希特勒，还有，福音派的总监督蒂格尔在《汉堡教会日报》上发表文章，把元首说成上帝的工具，并且说恢复德国在欧洲的权力是执行了上帝的法律。

然而1941年初，纳粹党与教会的关系起了决定性的变化，结果天主教主教们反对纳粹的声明变得越来越坦率。

3月，弗赖堡大主教格勒贝尔（他是希特勒政权最大胆的批评者之一）发表了一封教书宣称，面对着当前纳粹对教会的迫害，&ldo;天主教徒不能只是逆来顺受&rdo;，他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ldo;袖手旁观肯定是罪孽深重的&rdo;。

三个月以后，在富尔达起草、并在德国所有天主教教堂中宣读的一封联合教书回顾了近几个月内教会所面临的严重障碍（征用修道院，关闭学校，压制主教教区的刊物等等），并且指出，排除这些障碍应是教会和国家之间真诚合作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