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文学中的二律背反(第2页)
中国古代儒家提倡文学“助人伦、成教化”
,舞文弄墨者必干政事。
他们强调文学的实用政治功利作用,这些已成为中国文学一大传统。
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冲突中成长,历经硝烟炮火、刀光血影,创作依然与政治密切相关。
鲁迅等先辈的大部分作品无异于投枪和匕首,旗帜和炸弹,为人民解放事业起到了极强的政治功利作用,其光辉不可磨灭……这些经验当然不应该被后人忽视。
且慢,作者无须太讲究政治功利——这个命题在一定条件下是否也能成立?人类的生活内容不仅仅是政治。
文学没有理由一律带上强烈政治色彩。
政治思想也不是思想的全部,政治内容更不等于艺术形式。
中央高层提出今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
的口号,正是总结了“文革”
的教训,指出文学在政治功利之外还有其他作用,还有广阔的天地。
中国古代道家强调人与外界对象的超功利关系,着力于“纵情山水”
的兴趣,“独善其身”
的追求,还有对情致、气韵以及独特“妙语”
的艺术探索,也成了中国文学一大传统。
沈从文的《边城》,其政治作用远不及叶紫、蒋光慈的政治小说,但它同样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珍宝。
描绘自然,介绍风俗,陶冶性情,娱悦身心,包括剖析种种非政治性的人生矛盾,这同样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应有之义,是筑构真善美人生境界的要务。
作者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这个命题似不必怀疑。
孟文浩荡,庄文奇诡,荀文严谨,韩文峻峭……古人作品从来就有统一而鲜明的风格。
鲁迅、沈从文、老舍、张爱玲、废名等人的作品,即便遮去了署名,人们也不难猜出作者。
风格是作者个性的表现,统一风格是作者成熟的标志。
今天写得“土”
,明天又写得“洋”
;今天来点京味体,明天又来点“傅雷体”
,五花八门闹个大杂烩,东一头西一棒子,这样的作者岂不是自乱阵脚,失去了自己稳定的思想见解和专深的艺术追求?……
等一等,作者无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这个命题难道就不可确证?风格应该是发展的、流动的、变化的,根本不必要定于一,囿于一。
血管流血,水管流水,作者成熟了就自然会有风格,完全不必人为地去“注意”
。
更何况风格的多样化才是作者成熟的标志哩。
苏东坡既有“大江东去”
的铿锵之声,也有“似花还似非花”
的清音柔唱,并不把自己禁锢在豪放派或婉约派的圈子。
辛弃疾唱出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的沙场壮景,也写过“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的田园小照。
他们从来不忌题材、手法和情调的多样化。
现代的海明威也很有几套笔墨,当代的王蒙也很有几把刷子……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每一次较成功的创作,都需要从零开始,需要找新的题材、新的思想、新的手法、新的情调,非如此不会引起自己的创作欲,非如此也不会令读者满意——包括提醒你注意“统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