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第1页）

王充的一生又是沉沦下僚，落拓不偶的一生，这也与孔子道大难容，周游列国却无所遇的遭遇相同故每当王充遭人非议，受人讥讽时，常常引孔子以自况，借孔子以自遣王充曾为人下僚，仕于小县，有人讥消他&ot;仕不择地，浊操伤行&ot;，王充在《自纪篇》中回答说:&ot;可效放者，莫过孔子孔子之仕，无所避矣&ot;孔子贱为季孙氏的乘田委吏，并无悒郁之色;又贵为鲁国的司空摄相，却无骄矜之气

孔子说过&ot;不患无位，患所以立&ot;，王充也说:&ot;忧德之不丰，不忧爵之不尊;耻名之不白，不耻位之不迁&ot;与孔子志趣相同有人讥笑王充&ot;仕数黜斥&ot;，王充说:&ot;才鸿莫过孔子孔子不容，斥逐，伐树，接浙，见围，削迹，困饿陈蔡，门人有菜色&ot;世之才高德盛没有比得上孔子的了可是孔子被鲁国驱逐出来，在宋国有桓囗伐树相逼之祸，在齐国捞起煮饭的米仓惶出逃，还被围于匡，卫国人除其车辄以示痛绝，特别是被围于陈蔡之间，受尽饥饿之苦，弟子一个个面黄肌瘦……这不也是鸿才遭黜么?更何况&ot;吾材不逮（及）孔子，不偶（遇）之厄（困），未与之等&ot;哩!可见&ot;达者未必知，穷者未必愚&ot;王充、孔子，可谓圣贤相知，惺惺相惜呀

与那班神化孔子，迷信孔子的腐儒迂士不同的是，王充推尊孔子，是从道德纯粹，智慧博大，情趣高尚等方面出发的认为孔子是圣人，但不是神人圣和神的区别在于:&ot;所谓神者，不学而知;所谓圣者，需学以圣&ot;王充在《实知篇》否定汉儒鼓吹所谓圣人能&ot;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ot;的滥言，认为圣人需学知、问知、思知，而无所谓&ot;性（生）知&ot;者&ot;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知者!&ot;因&ot;圣人需学，知其非神&ot;又在《知实篇》中列举16证说明&ot;圣人不能先知&ot;之理，还孔子以人的本来面目圣人学而后知，那么圣人也可学习:&ot;圣可学为&ot;，&ot;圣贤可学&ot;将孔子从汉儒所供奉的古庙冷宫里，搬回到人间烟火中来，世人皆可仿照学习，修养成圣，此亦孟子&ot;人皆可以为尧舜&ot;的命题也

但是，王充&ot;问孔&ot;、&ot;刺孟&ot;也确有其事，不过我们不能就此而论定王充反孔非儒，而应看其所论何事，所非何因?他是从什么样的动机出发，又是怎样非议孔孟言行的王充的《问孔篇》问难孔子凡17事，《刺孟篇》驳论孟子凡10事，并且常常针锋相对，论辩尖锐但是他的出发点不是肆意低毁孔孟，而是欲辨明真理，阐明圣道他在《问孔篇》开宗明义地说:&ot;世之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间难&ot;王充反对对圣人一味盲从的学风，认为圣贤下笔著述，用意专精，尚有不完全对的地方，何况他们一仓促吐言，安能皆是&ot;?

因此他在《问孔》、《刺孟》两篇中专就孔孟的&ot;仓促&ot;率尔之言进行辩驳当然两篇之中也有辩所不当带者，也有对孔孟言行理解偏差者，但是他对孔孟思想的核心内容，即所谓&ot;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ot;，并无半点非议由此可见王充之问孔刺孟，是承其大道，而攻其小疵，不仅不会伤害孔孟之道，而且会使孔孟之道更为纯粹，更为明审他说:&ot;荀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道于理?&ot;西洋哲人说:&ot;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ot;王充也是既爱孔子，更爱圣道;既尊圣人，更重真理因为圣人之所以可贵可敬，端在于他追求真理，代表真理!王充为追求真理而不惜问孔刺孟，又有什么过错呢?正如世人不能因医生为人类治病救难而斥其非人一样，我们自然也不能因王充以攻孔孟之短而斥其非儒了

作为受儒家经典教育出来，受汉世&ot;独尊儒术&ot;之风熏陶出来的王充，对儒学也是倾心服膺的，他对儒生也抱着赞赏和同情的态度王充《论衡》一书几乎处处有批评俗儒误说的言论，但同时又时时可见他用儒学的标尺来衡事评物，《自纪篇》

介绍他的著书方法是&ot;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才&ot;，&ot;圣道&ot;，即孔孟之道，即儒学原理;&ot;通才&ot;，即通博之人，指诸子百家圣道是王充论事定断（折衷）的准尺，诸子是王充阐明道理的佐证主次清楚，重心明了为了申说其重儒贵学的思想，王充专门写下了《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状留》七篇文字，还在《非韩篇》中申说了相同的观点王充贵儒主要从事业、道德、才能三个方面来说明的首先，王充认为，儒者有高尚的事业追求:

儒生以五经为业，文吏以簿书为事五经是讲大道，求真理的;簿书只是处理具体事务的《周易》说:&ot;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ot;儒生所求的道即形而上的道，具有原则、规律和真理的性质文吏所事的簿书即形而下的器，只是具体的办事方法以此见道比器高，道本事末，儒生的事业自然比文吏高尚得多他不止一次地反复强调:

五经以道为务，事不如道，道行事立，无道不成然则儒生所学者，道也;文吏所事者，事也

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与事末，定尊卑之高下，可得而程矣（《程材》）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道胜于事，故谓儒生颇愈文吏也（《谢短》）韩非轻仁义，重耕战，认为儒生&ot;不耕而食&ot;，至斥为&ot;五台&ot;之一又将儒生比为鹿，有用之吏比为马，说世有千金之马，以其有用也;而无千金之鹿，以其无用也遂认定儒生为无用王充针锋相对地指出:韩非只知以鹿马喻，而不知以冠履喻儒者如冠，有用之吏为履，其高低贵贱不言自明儒生讲求的道，在当时社会具体讲就是仁义，仁义是维系社会机制有秩序、有等级地运行的保证故&ot;仁义至重，不可弃也&ot;，&ot;儒为道官（明道之官）之吏&ot;，不可弃也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