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第2页）

球员们蜂拥在他身后，激情洋溢在每个人身上。

我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认为，我的工作就是给装腔作势的伦尼做一个安静的伙伴。

我注视着边线上的父母们。

母亲们围成一堆，谈论着她们的心肝宝贝，谈论着孩子们的表现和课外活动。

没人能听进去多少，因为谁也没心思听别人的孩子如何。

父亲们花样可就多了。

有的在摄像，有的在大声勉励着，有的让孩子骑在自己身上，有的拿着手机在闲聊，手里不时摆弄着这样那样的电子产品。

上班时间他们整天埋头于工作，周末这场球赛也让他们有点专注。

我为什么要报警呢?

自从那个恐怖的日子以来，我无数次地告诫自己，不要为发生的一切而自责。

从某个角度讲，我的所作所为于事无补。

十之八九，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打算把塔拉放回家。

在第一次打电话索取赎金之前，她可能就已经死了。

她也许是死于意外，也许是他们惊恐万分，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

谁能知道呢?当然我是不知道的。

还有，唉，难就难在这儿。

当然，我不能肯定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

每一个行动都会有反应，这是基本常识。

我没有梦到塔拉‐‐或者即使梦到了，慷慨的上帝让我记不起来了。

也许我还应赞美一下上帝。

换句话说，我可能没有确切地梦见塔拉，但是我确实梦见过那辆挂着移花接木的车牌和磁性标志的白色面包车。

梦中我隐隐地听见了什么声音，但我坚信那是一个婴儿的哭声。

我现在知道，塔拉在面包车里。

但在梦中，我并没有朝那个声音奔过去。

我的双腿深埋在噩梦中的泥潭里，不能自拔。

当我最终醒来时，我情不自禁地沉思默想着，塔拉离我有那么近吗?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以前再勇敢一点，彼时彼地我能够把她救出来吗?

主裁判是个瘦高个的高中男孩，一脸和善的微笑，他吹响了哨子，双手举过头顶挥舞着。

比赛结束了。

伦尼大喊：&ldo;噢，嘿!&rdo;那些8岁的男孩彼此之间大眼瞪小眼，都莫名其妙。

有一个问他的队友：&ldo;谁赢了?&rdo;队友耸耸肩。

他们按斯坦利杯冰上曲棍球的风格排成一列，作赛后的握手。

谢里尔站起身，一只手放到我的背上。

&ldo;伟大的胜利，教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