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第1页）
同年四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后，毛泽东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其中一联是：&ldo;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rdo;这，就是对他提议的回答。
终于，他与毛泽东面对面了。
可以说，与新文化运动时相似，梁漱溟和毛泽东也是由一样的推论过程得出了不同的答案。
两人都把重建中国的希望放在了农村，都觉得中国必须由下到上完成建设。
梁漱溟最接近毛泽东的观点是，他也认为建设农村的事业必须依靠群众自己：&ldo;乡村建设的组织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而不是一个依靠外力维持的组织。
&rdo;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的困境在于&ldo;东不成，西不就&rdo;，&ldo;旧辙已经脱失，新轨未得安立&rdo;，文化失调。
而城市，却浸染西方习气过多，&ldo;将中西弊恶汇合为一&rdo;，改造起来困难得多；寄希望于上层向下改造也已经充分证明了只是幻想‐‐军阀权贵只能割据破坏。
所以他的计划是在多少残留些儒家道德的农村开始国家重建。
正是这点，使得梁漱溟视共产党建国初期把工作重点转到城市看成错误：你把农村搞好了吗？政事和文化协调了吗？根基不稳，怎能冒进？
根本的区别在于，梁漱溟希望农民觉悟之后，最终获得的是和谐仁爱这个儒家根本思想，而毛泽东却交给了人民刀枪。
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两人着眼的，都不是眼前的十年，而是为苍生寻找着一条能一直走下去的永恒之路，都想跳出历史兴替循环百姓轮回受难的圈子。
只不过梁漱溟采取的方法是教人向内协调心灵，以取得整个人间的和谐；而毛泽东是向外用力，解放人民的思想，让人民了解自己的能力并永远掌握力量，以随时监督和反抗、由人民自己来防止上层的腐败堕落‐‐文革，在我看来，可能就是毛泽东这种设想的一次大胆尝试。
毛泽东试图把人民改造成军人、革命家；而梁漱溟却希望他们都能成为君子。
从三十年代起，两人便有过多次辩论，但谁也不能说服对方。
好在当时的急务是抗日和统一，全局建设方案还不过是空想；但当这个任务真正摆在毛泽东面前时，他再不能容忍梁漱溟这种不识时务对政局指手画脚的人了。
第120节：横眉‐‐傲然出世的&ldo;民族魂&rdo;（11）
还可能是，梁漱溟坚持己见毫不妥协的脾气、多次坚拒当官的清高、还有那一副不苟言笑庄重严肃的&ldo;圣人相&rdo;，早已经在毛泽东心中种下了敌意吧。
更何况，他竟然在农村问题‐‐共产党的看家绝学上大放厥词，毛泽东气量再宽宏也觉得不能忍受了，当时他的这几句话很能体现他的恼火：&ldo;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
比如说&lso;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rso;，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rdo;
建国才是第四年，梁漱溟便成了&ldo;不可信任&rdo;的&ldo;伪君子&rdo;。
红潮已经过去，是是非非也分清了大半；毛泽东的功过已被论定为七三开，但梁漱溟的观点却还有待争论。
可尽管他的思想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所有人却都承认了这个事实：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
当然，如前文所提，文化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先贤已经说得太多，再不需要我们怀疑。
我们也已经清楚，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还都是次要的，所有的重点只有一个：生存和发展。
似乎验证了梁漱溟的理论，辉煌之下我们的国家确实出现了危机。
中国人是向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那压了几千年的座大山轰然崩塌之后，一身轻松反而茫然不知所措了。
于是国人现实、松散的劣根性充分表现了出来，他们中很多人的目标只剩下了金钱与权势，甚至在道德上都自由得失去了大部分约束‐‐中国人简直成了最现实最直接最会钻营的民族。
这正是失去文化根本产生的恶果。
这只是中国的问题。
另一种现象似乎也验证出西方文化同样出现了危机需要救济：世界范围内，心理疾病越来越严重，几乎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精神疾患。
这些问题实在太大，连梁漱溟穷一生精力都好像没能表达明白。
也许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很圆通的，但他的学说却被人发现有着那么多的含糊和歧义。
也许还确实没人能真正理解梁漱溟的学说，但有几个问题是不得不提的，很多人看出，他的理论起码有两个大缺陷：一是以孔子的思想代表整个儒家思想，又以儒家思想代表整个中国人的思想，未免以偏概全；二是他论定西方终究会走到中国文化的路上来，又违背了他自己关于东西方路子不能相通的论点。
对他&ldo;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rdo;的观点，也有人质疑，说这根本就是矛盾。
还有人说他仍然钻不出张之洞&ldo;中学为体、西学为用&rdo;的藩篱。
这一系列问题留待专家去研究吧。
我只是认为，他说的&ldo;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rdo;的意思，可能正类同于中医的一条基本原则：只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的药，就是中药‐‐不管是青霉素还是维他命。
这应该才是真正的全盘承受彻底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