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第1页)
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篇文章的要害,他在1935年2月9日写道:&ldo;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lso;友&rso;。
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
今年就要将一&iddot;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
&lso;友&rso;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lso;友&rso;讨伐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
&rdo;&ldo;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
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
&rdo;致萧军、萧红的信。
‐‐编者
1950年9月,台湾重刊此文时有一段前言。
&ldo;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号《外交评论》杂志刊出徐道邻&lso;敌乎?友乎?&rso;一长文,极受国内外之注意,日本方面,更为重视。
徐道邻因此文之发表而名噪一时,后辞官控告冯玉祥为杀死其父徐树铮主犯案,更为轰动,但当时社会对此文半信半疑,有谓非徐所写而出于布雷先生手笔,且系当局授意。
民国三十九年九月,中央重刊此文,文前有蒋总统之前前言:&lso;民国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亟思设法打开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嘱布雷同志笔录其详,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期其警觉,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
惟以当时政治关系,不便以布雷名义出之,乃托徐道邻君印行。
近阅是篇,抚今思昔,不禁感慨万千!
特付重刊,以备自反,或仍有助于将来东亚各族之前途乎&rso;!
&rdo;(见《蒋总统集》第二册第2057页)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说:&ldo;此文之作,盖欲暗示日本以中国决不可屈服,日本决不可不认识东亚安危之至计。
为日本依傍无主之国论辟一新视野,而痛斥其野心军阀之无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缓其凌逼之气势也。
既发表后,各报竞相转载。
日本之报纸杂志;亦均纷纷转译,颇引起一时之注意。
事后日本方面亦渐有疑此文为当局所授意者,然皆将信将疑,但至少与彼邦主张急进之少壮军阀以一打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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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从室与陈布雷(1)
蒋介石侍从室这一机构,过去是非常惹人瞩目的。
因为,首先它是蒋身边的一个机要部门,得悉最高机密与内幕;其次,它是直接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办事的,权力很大,也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