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第1页）

一个人在藏书室内踱来镀去，自言自语，自得其乐。

1957年后，我被彻底孤立，在机关内，大家都不同我对话，有的人是不屑于，有的人是怕。

我自己又傲性难改，不肯胁肩谄笑，曲意逢迎。

这样孤立下去，长久不说话，影响胃液分泌，神经得不到必要的兴奋，恐怕会生病的。

出于生理需要，我找古人同我对话。

常规的对话方式是埋头攻书，抬头凝目窗外，微动嘴唇默语，蜀人谓之“说鬼话”

。

特殊的对话方式便是躲在公家藏书室内，作大学教授状，踱来踱去，高谈阔论，时而娓娓，时而滔滔，辅之以手势、配之以笑容，就像我们四川的名伶王永梭溃他自编的独角谐剧那样。

前面引的同许慎的对话只是一例而已，被我拉入室内做了靶子的论敌多得很，不及备载，只不过许先生挨打次数最多，挨得最惨罢了。

这些不幸的论敌，既然都是死人，同我阴阳隔路，当然有口难辩，没法反驳，所以每一次对话的结局，在我，总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非常过瘾。

这不仅是生理需要，也是心理需要——可以改善自我感觉，认识自己确实不是饭桶，从而加固人生信念，去攻更多的书，去好好地我行我素，照旧（而不是重新）做人。

在图书资料室工作一年零四个月，日日早起，扫地抹桌，协助清理藏书，自己装订报纸，替别人跑腿啦借书啦查资料啦，兼替伙食团拉煤拉米，勤勤恳恳，克尽厥职，对得起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

工作余暇，拼命读书而外，还偷偷地写了两部稿子，梦想将来摘掉帽子之后，能够公开发表。

“人还在，心不死！”

这话倒是真的。

第一部稿子是长诗《曹雪芹》，脱稿于1962年秋（1963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

这首长诗共五百行，写了三十多个夜晚，自己觉得挺不错的。

如果当时给我摘掉帽子，肯定我要寄出去的。

如果寄出去，肯定能够发表的。

如果发表了，不超出三年，肯定会被一群棍子打成毒草的。

如果打成毒草，肯定我不会有好下场的。

多亏那顶摘不掉的铁帽子，是它救了我的蝼蚁贱命。

稿成四年之后，文革爆发，风闻要抄家了，我还舍不得烧掉。

何洁也不赞成烧掉，她带着稿本回成都去，交给右派分子难友邱原保管。

邱原用层板做一只方凳，稿本夹藏在方凳的坐面内。

不久，风声紧了，怕不安全，何洁去邱原家取出稿本，送到双流县乡下亲戚家中，埋藏在灶门前的灰槽里。

又不久，那里也不安全了，亲戚家人便把稿本烧掉。

我知道《曹雪芹》被火葬，不但不难受，倒很快活，仿佛头顶上移走了一柄悬刀。

第二部稿子是挺有趣的科普读物《字海漫游》，尚未脱稿。

我拿一只矩形木匣，一尺二寸长，八寸宽，原来是放置在机关内走廊边当作公共痰盂用的，倒掉石灰，洗掉秽迹，钉一副合叶锁扣，改造成一只小箱，将这一部未完工的稿子藏在箱中，锁好，放在枕边，好做美梦。

不用说，这一切我都是悄悄干的。

如果你要苛察严责，这当然是盗窃社会主义公共财物的行为，是右派分子的反改造的破坏活动。

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与其用来装大家的毒，不如用来装我一个人的毒！”

（lz）

我在工作余暇拚命读书。

1963年夏，为了方便，干脆在图书资料室的长沙发上夜宿，不回公家藏书室去睡觉。

那里又闷又热，蚊子又多，又有旧书散发的霉臭。

图书资料室很宽敞，前有大窗，后有高窗，空气对流，十分凉爽，利于暑夜攻读。

我这个人又不择床，哪里都能酣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