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第1页）

一般所说的&ldo;从政&rdo;，既体现为立足民间的&ldo;抗议&rdo;，也落实为位居庙堂的&ldo;管理&rdo;，前者往往基于道德激情，后者则具有支配力与实际利益。

当然，二者可以转化，比如民国初建，许多晚清志士便一转而为新朝显贵。

但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当权还是反叛，&ldo;从政&rdo;从来都是最刺激、最冒险也最具浪漫色彩的事业。

因为：

政治生涯可以让人产生权力感。

知道自己在影响着别人，分享着统治他们的权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里握着事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命脉，会令职业政治家超然于日常的琐细事务之上，即使正式说来他仅仅是个地位平常的人。

[30]没有巨大野心与强烈激情的人，根本就不应该从政。

从政者之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乃娘胎里带来的印记，可以暂时不加褒贬。

韦伯设想的&ldo;为政治而生存&rdo;与&ldo;靠政治生存&rdo;，实在很难截然区分。

投身政治者，其原始动机，有高尚的，可也不乏卑微，很难一概而论。

将历史人物之&ldo;论政&rdo;，不加分辨地置于&ldo;论学&rdo;之上，未免神化了&ldo;政治&rdo;这一特殊志业。

需知，在一个&ldo;官本位&rdo;的社会里，要求才高气盛、少年得志的读书人，&ldo;舍禄言学&rdo;、&ldo;寂寞自守&rdo;，并非易事。

自清末至今，&ldo;问学&rdo;不若&ldo;问政&rdo;红火，乃大势所趋。

单从&ldo;以天下为己任&rdo;来解读&ldo;舍学言政&rdo;之&ldo;大趋势&rdo;，很可能高估了中国读书人的道德境界。

刘师培之不曾像蔡元培希望的那样&ldo;委身学术&rdo;，实在是生不逢时。

以刘君的才学，早二十年，不难在科举场中博取功名;晚二十年，也可成为第一流学者而备受尊崇。

就在传统的&ldo;士大夫&rdo;向现代的&ldo;专家学者&rdo;过渡的中间，刘师培出场了。

原来唾手可得的仕途，眼看着全成泡影;而刚刚建立的新学体系，又尚未被广泛接纳。

对于像刘师培这样欲望强烈且自视甚高的文人来说，何处觅取功名，确实是个大问题。

壬寅八月（1902年）赴开封乡试中举，正踌躇满志间，忽闻此科会试将延至丙午（1906）举行，于是有了关键性的1903年初上海之行;到上海不过月余，申叔先生便更弦易辙，立志&ldo;排满&rdo;了。

朱维铮先生称刘氏上海之行乃&ldo;敏感到中进士入翰林的清梦快被打断了&rdo;[31]，虽属于无法实证的假设，却也不无道理。

若如是，对于刘师培等近世文人学者之选择，还是具体评价好，不必过分扬&ldo;政&rdo;而抑&ldo;学&rdo;。

四、&ldo;激烈派第一人&rdo;之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