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第1页）

对于一个文学作品来说，最重要的不在于它是否新，而在于它是否好。

因为求新之作大多数并不好，正如袭旧之作大多数也是糟粕。

但这样一个观点不容易被当代的人们所接受。

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的作家和读者们大多习惯于一种对“新”

的崇拜：从世纪初的“新”

文艺、“新”

生活、“新”

潮流，到九十年代的“新”

感觉、“新”

写实、“新”

体验，这些文学口号及其文学活动总是以“新”

来标榜自身的价值，来确认自己进步和开放的文明姿态。

在很多时候，新不新，已经成了好不好的另一种表述。

很多作家一直在呕心沥血地跟踪或创造最“新”

的文字。

于是一位中国批评家黄子平曾经说过：创新这条狗，追赶得作家们喘不过气来。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传统”

总是被确定为“现代”

的对立之物，是必须蔑视和摒弃的。

我在一九八五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文学的“根”

》，因涉及传统便曾引起各方面的批评。

在朝的左派批评家们认为：文学的“根”

应该在本世纪的革命圣地“延安”

而不应该在两千年前的“楚国”

或者“秦国”

，因此“寻根”

是寻封建主义的文化，违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

在野的右派批评家们则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完全腐朽，中国的文学只有靠“全盘西化”

才可能获得救赎，因此“寻根”

之说完全是一种对抗现代化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

可以看出，这两种批评虽然有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但拥有共同的文化激进主义逻辑，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血缘相连的儿子。

这两个儿子都痛恶传统，都急切地要遗忘和远离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区别只在于：一个以策划社会主义的延安为“新”

世界，而另一个以资本主义的纽约或巴黎为更“新”

的世界。

事实上，社会主义如同资本主义一样，在中国都曾披戴“现代”

的光环，“新”

的光环，都曾令一代代青年男女激动不已。

从一九八五年以来，我对这些批评基本上一言不发不作回应。

因为我对传统并没有特别的热爱，如果历史真是在作直线进步的话，如果中国人过上好日子必须以否定传统为前提的话，那么否定就否定吧，我们并不需要像文化守灵人一样为古人而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