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国境的这边和那边（第1页）

持中国护照进入有些发达国家，常常会遇到移民局官员较为费时的盘查。

有时堂堂签证根本不管用，出示了返程机票和美元还是不管用，说关那边有朋友等着更是不管用，被限令立即返回的例子还是屡屡出现，气得当事旅客悲愤莫名。

我就差一点遭遇过这种事。

在这个时候，一道入关黄线让国家这个抽象之物变得真切可触起来。

查得这样严，据说是企图混过关的中国非法移民很多。

这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现在要求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但绝不容忍移民（国际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主张人的言论权和示威权，但还无心保护自由移民权——其诸多国内政策是不能在国家间贯彻的。

这也不奇怪，中国已按美国标准弱化了户口制度，让农民工大量自由入城了，但假如中国向美国自由输送五十万电工、五十万木工、五十万剃头匠，美国岂不乱了套？岂不哇哇叫？他们的剃头匠还能在一个脑袋上轻轻松松赚上三十美金吗？中、美剃头匠还能如此天经地义地“同工不同酬”

？

这种大打折扣和不平衡的“自由化”

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这样说可以让人理解。

但有些理论家宣称这种强国剪裁出来的“自由化”

是弱国的唯一幸福指南，就让人很不理解了。

你就在这条黄线面前理解“国家”

或“国家的消亡”

吧。

我这次入境，是为了参加韩国汉城的一个会，跨过黄线大体还算顺利。

会议主题是“寻找东亚身份（searchingforeastasianidentity）”

。

有趣的是，主题虽关“东亚”

，但与会者都吃欧洲风格的饭菜，住欧洲式样的宾馆，这一类寻常多见的景观，大概也构成了德里克先生“全球化激发了本土化”

一说的恰切隐喻。

应该说，会上有不少优秀的发言，如韩国学者白永瑞先生就再一次给我“旁观者清”

的证明。

因为他不是中国人，所以比中国人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思维和感觉中的盲区：梁启超蔑视黑种人和红种人，认为能与白种人争霸全球的只有黄种人，亦即他心目中的中国人。

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实际是主张全盘现代化，但他旨在再造中国文明的“整理国故”

运动仍然把中国以外的亚洲排除在“东方文明”

之外。

至于梁漱溟，他举目四顾，将天下三分，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以外再加了一个印度文明，比梁启超和胡适多了一大片南亚的视域，但这种宏论仍然只会使东亚、中亚、西亚、东南亚其他诸多族群惊讶不已和顿觉寒心。

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中，在中国知识界的习语中，“东、西比较”

基本上是“中、西比较”

，大中华主义的大尾巴总是藏不住。

这当然只能导致白永瑞的疑惑：中国有没有“亚洲”

？

正是在当年这种知识背景之下，孙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谋求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在日本倡导“东洋文化”

以抵抗“西洋文化”

的演讲时只言中、日，对朝鲜半岛的忽略态度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