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第1页）
第三，提倡并重视佛教。
在394年颁布诏书，阐明以佛教为国教，并带头建立寺院。
圣德太子建四天王寺、法隆寺，苏我马子建飞鸟寺，各大氏族也多建立自己的氏寺。
到462年，全国共有寺院46所，僧816人，尼569人。
595年，高句丽名僧慧慈到倭国，圣德太子拜其为师。
后来圣德太子经常在宫中讲解佛经，并撰写《三经义疏》等。
利用佛教&ldo;众生平等、因果报应、生死轮回&rdo;等教义，淡化神道与佛教的矛盾，并通过信仰共同宗教的方式维护天皇治下的统一。
第四，恢复与中国王朝的交往，积极吸取大陆的先进技术与思想文化。
在600年和602年，推古政权曾派兵征新罗，但没有获得成功。
同时，先后四次派使节访隋，其中在607年派小野妹子使隋时，在国书中使用了&ldo;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rdo;之语；608年，再次派遣小野妹子与8名留学生、留学僧赴隋时，国书中带有&ldo;东天皇敬白西皇帝&rdo;之语，不仅显示其希望平等外交的心情，也首次在日本历史上出现了&ldo;天皇&rdo;的称号。
第五，编造国史。
620年，在圣德太子与苏我马子的共同主持下，以六世纪成书的《帝纪》、《旧辞》为基础编修国史。
后来编成《天皇记》、《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纪》等。
但这些书籍在后来的大化政变时，被苏我虾夷烧毁。
虽然圣德太子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天皇及其政权的权威，但根据功绩授予官职的政策显然受到氏姓大贵族的抵制与反对，并受到苏我氏的牵制，因而晚年沉迷佛教，&ldo;世间虚假，唯佛是真&rdo;显示了其孤独的心态。
尽管如此，圣德太子的改革对天皇权力的加强起到推动作用，而且因地处飞鸟的推古政权积极推崇佛教，从而在六世纪后半期到七世纪前半期形成了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ldo;飞鸟文化&rdo;。
该文化深受中国北魏文化和南梁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古波斯王国、东罗马帝国、古希腊的影响。
目前保留下来的遗迹有法隆寺释迦三尊像、供奉佛像的玉虫厨子等雕刻及工艺美术品。
二、大化改新
尽管圣德太子的改革并未实现加强天皇权力的最终目的，但改革的内外因素在其死后依然存在，首先是来自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压力和影响。
618年，统一中国大陆的唐朝建立，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治理下，出现了被称为&ldo;贞观之治&rdo;的强盛态势。
在其压力下，朝鲜半岛三国均出现了为政治变革而进行的政变，而且唐朝准备联合新罗攻击高句丽，从四世纪以来一直插手朝鲜半岛事务的大和政权亦感到强大的压力。
与此同时，圣德太子在608年派往隋朝的留学僧、留学生‐‐僧旻、高向玄理、南渊请安等人陆续回国，他们在中国逗留了二、三十年，对隋唐两代的文物典章制度十分熟悉，同时对东亚地区的形势也非常清楚。
这些人回国后均创办学塾，传播大陆国家的先进知识，对执政者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
当时日本国内也处在不稳定的状态。
大贵族们&ldo;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
或者兼并数万顷田，或者全无容针之地&rdo;，&ldo;有势者分割水陆以为私地，卖与百姓，年索其价&rdo;，可见土地兼并盛行，租佃制盛行。
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严重地动摇了部民制，同时由于贵族们&ldo;各置己民，恣情驱使&rdo;，一旦遇到荒年，便&ldo;五谷不登，百姓大饥&rdo;，&ldo;老者噉草根而死于道垂，幼者含乳以母子共死&rdo;。
不堪忍受的部民不断起来反抗，或逃亡或起义，&ldo;强盗窃盗并大起之，不可止&rdo;。
年和628年，圣德太子与推古女皇相继去世，苏我马子之子苏我虾夷专权，擅自决定两任天皇，并大兴土木，劳役国民，&ldo;以西民造宫，东民造寺&rdo;。
643年，苏我虾夷患病不起，但不经朝廷批准，就向其子苏我入鹿私授紫冠，执掌国政。
苏我入鹿&ldo;为人暴戾&rdo;，&ldo;威权过父&rdo;，派兵逼死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兄皇子一大家族，然后征调&ldo;举国之民并百八十部曲&rdo;，为其父子建造规模宏大的宫殿和陵墓。
频繁的徭役征调造成民不聊生，大批劳动力不断往返旅途，不仅带来沉重负担，耽误农时，而且常常出现&ldo;卧死路头&rdo;的景象。
苏我父子的专横跋扈，既引起其他贵族的强烈不满，同时也给希望进行改革的反对势力提供了机会。
他们以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为首，经常求教于从隋唐归来的留学生或留学僧，详细了解隋唐政治制度和唐太宗巩固封建统治的各种措施，立志革新政治，维护并加强天皇的权威，遂制定了铲除苏我父子和实行政治改革的计划。
年6月，中大兄皇子等人利用朝鲜半岛三国使者向大和朝廷进赠礼品之际，斩杀了苏我入鹿，并迅速争取原苏我氏的部属，迫使苏我虾夷自焚而亡。
孝德天皇即位，阿倍内麻吕任左大臣，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任右大臣，中臣镰足任内大臣，僧旻、高向玄理任最高政治顾问的国博士，定年号为大化，同时派官员到地方调查土地人口、维持秩序，为实行新政策做准备。
646年之初，新政权颁布了由四项条款组成的《改新之诏》，即禁止王族和贵族拥有土地人民，实施公地公民制，向贵族支付俸禄；设京师、畿内、国、郡、里等地方行政组织，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编制户籍和账薄，施行班田收授法；制定新的统一税收标准，税种有田调、户调、庸布、庸米、官马及仕丁等徭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