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第1页）

文艺对象为人民大众的提法在当时也是新颖的，进步的。

它反映出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人民群众已开始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和影响，文艺家不能不考虑到他们了。

塔索尼（tasni）在他的《杂想录》里说过一段话，也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历史，诗和修词这三门高贵的艺术都是政治学的各别部门，都依存于政治。

历史关系到王侯士绅的教育，诗关系到一般人民的教育。

而修词则关系到律师和谋士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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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索尼显然比卡斯特尔维屈罗又进了一步，他不但肯定了&ldo;诗关系到一般人民的教育&rdo;，而且还见出文艺依存于政治。

当时艺术家大半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所以对人民群众一般是重视的。

画家阿尔伯蒂曾经说过，艺术之迷失方向，不是在抛开传统的时候，而是在不以博得全体人民喜爱为目的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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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的影响还可以从另一事实上见出，这就是不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一般人民群众也开始在文艺作品中得到表现。

前此在西方戏剧中悲剧和喜剧有严格的界限，悲剧专描写上层人物，喜剧才描写较低下的人物。

人们都认为这是由亚理斯多德定下来的规矩，因此悲剧和喜剧不应夹杂在一起，上层人物和一般人民也不应夹杂在一起。

十六世纪意大利剧作家瓜里尼（gguari）便有意识地要打破这个框子，首创了田园诗体的悲喜混杂戏（《牧羊人斐多》），在同一场面上反映两个不同阶层的人物，因此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他于是写出&ldo;悲喜混杂剧体诗的纲领&rdo;一部理论著作，为他所建立的新剧种进行辩护。

他还是援引亚理斯多德做护身符：说亚理斯多德固然说过悲剧只写上层人物，喜剧才写一般人民，但是上层人物统治的政体是寡头政体，一般人民统治的政体是民主政体，亚理斯多德曾说过这两种政体的混合就形成共和政体。

瓜里尼接着就提出一个问题：&ldo;如果政治可以使他们（上层阶级和一般人民）混合在一起，为什么诗就不可以这样做呢？&rdo;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说诗不能这样做，因此他就断定使上层阶级和一般人民出现在同一场面的悲喜混杂剧是合理的，并且认为这种新剧种比单纯的悲剧和喜剧都是较高的发展，因为它可以把悲剧和喜剧的优点统一起来。

瓜里尼的悲喜混杂剧的理论是极端重要的。

它首先说明当时社会现实对文艺实践和理论的影响。

它反映当时人民群众力量的上升。

瓜里尼所说的共和政体，口头上虽援引亚理斯多德为依据，而实际上他所想到的是摆在他面前的意大利的一些共和政体的城邦，其中一般人民在开始和贵族分享政权。

他的论证很清楚他说明了文艺的发展是随政治经济的发展为转移的。

其次，过去西方传统的看法认为文艺的类型往往是固定的，所以亚理斯多德对希腊史诗悲剧等类型所作的结论被认为后代必须遵守的规则，种类定型被认为是不应破坏的。

在美学方面，人们也相信一些审美的范畴如美，崇高，悲剧性，喜剧性之类，也是界限森严，不能混杂的。

悲喜混杂剧证明了文艺的类型和每类型的&ldo;规则&rdo;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历史发展的；审美的范畴也只是经验性的区分，悲剧性既可和喜剧性交融在一起，其它范畴也就应依此类推。